不再是姑娘单独的笑影，而是两个人：陈春杏站在左边，手里拿着红布包，周建国站在右边，手里举着个纸包，像是在给她递什么。两人靠得很近，春杏的头微微偏向建国，嘴角的笑意比之前更浓，左耳下的痣在光里闪着小小的亮。
林晚秋屏住呼吸，看着镜中的画面。她注意到周建国手里的纸包上印着“上海雪花膏”的字样，那是当年稀罕的物件。而春杏的红布包里，露出半截绣着并蒂莲的帕子——和老张头说的一样，是她亲手绣的。
“原来她当年是要去送帕子。”林晚秋喃喃自语，眼眶忽然有些热。她想起老主任说的，春杏是去采野菜时出事的，可看镜中的模样，她分明是精心打扮过，要去见心上人。或许，她是想先采些新鲜野菜，再拿着帕子去给周建国报喜，却没成想，这一去就没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林晚秋开始四处打听周建国的消息。老街的人大多记不清了，只有李婶说，前几年好像有人见过他，在省城的博物馆工作，头发都白了。林晚秋记下这个线索，托在省城的朋友帮忙打听，没想到真有消息——周建国确实在省博物馆，是文物修复部的老专家，主攻青铜器修复。
她带着铜镜，坐了三个小时的火车去省城。博物馆的门脸很气派，林晚秋站在门口，心里有些忐忑。她不知道周建国会不会见她，也不知道他看到这面铜镜会是什么反应。
通报过后，一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人走了出来。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背有些驼，但眼神很亮。林晚秋一眼就认出，他和镜中那个年轻的周建国有着相似的眉眼。
“你就是林晚秋同志？”周建国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岁月的痕迹。
林晚秋点点头，把装着铜镜的锦盒递过去：“周老师，我是来给您送一样东西的。”
周建国打开锦盒，当看到那面铜镜时，他的手猛地一抖，眼镜滑到了鼻尖。他盯着镜面，久久没说话，眼眶慢慢红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春杏的镜子。”
林晚秋把自己看到的笑影，还有从老街打听来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建国。周建国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那年转正的信下来，我本来想第二天就去跟春杏求婚。”周建国抹了把眼泪，声音哽咽，“我买了她最喜欢的雪花膏，还准备了戒指，就等她来。可等了一天也没见她，后来才知道……”
他顿了顿，指着镜边缘的缠枝莲：“这镜子是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送给她当定情信物。她说，以后每天都要用它照一照，等我回来。”
林晚秋把那枚刻着“建”字的银戒指拿出来：“周老师，这个您认识吗？是我前阵子收的，我猜，这可能是您当年准备的戒指。”
周建国接过戒指，手指抚过戒面上的“建”字，泪水落得更凶了：“是它，就是它。当年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准备求婚时拿出来，后来搬去外地，走得急，就忘了带……”
那天下午，周建国跟林晚秋说了很多关于陈春杏的事。他说春杏绣的帕子上，每朵花的针脚都不一样；说她煮的野菜饺子，放了晒干的虾壳，鲜得很；说他们约定，等日子好起来，就一起去北京看天安门。这些事，他藏在心里几十年，从没跟人说过。
临走时，周建国把铜镜还给了林晚秋：“这镜子应该留在你那，它能让更多人知道，当年有个叫陈春杏的姑娘，认真地爱过一场。”
林晚秋回到老街时，已是傍晚。她把铜镜摆回案上，台灯的光落在镜面上。这一次，镜中的画面又变了：陈春杏和周建国站在一棵梧桐树下，春杏手里拿着并蒂莲帕子，周建国手里拿着雪花膏，两人相视笑着，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们身上，像撒了层金粉。而在他们身后，是1982年的老街，老张头在修鞋，李婶在烙葱花饼，卖冰棍的吆喝声远远传来，和当年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林晚秋看着镜中的画面，嘴角也忍不住弯了起来。她知道，这面铜镜里藏着的，不只是一个姑娘的笑影，还有一段没来得及说完的情话，一份跨越了几十年的牵挂。而现在，这份牵挂终于有了归宿，那些没说出口的话，也终于有人听见了。
夜深了，老街渐渐安静下来。林晚秋关了台灯，把铜镜小心地放回锦盒。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锦盒上，像是给这段时光，盖了个温柔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