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的空气凝滞如铅，每一寸空间都被无声的期待与不安填满。
最后一课，苏明心没有准备讲稿，她的讲台空空如也，只有一台小小的录音设备。
台下，截然不同的气息在交锋。
学员们紧张地挺直脊背，而他们身边那些被称为“从未听过你说话的人”的家人们，则带着或审视、或茫然、或疲惫的神情，像一群被临时召集到陌生剧场的观众。
苏明心环视一圈，目光平静而锐利，仿佛能穿透每个人紧绷的表情，直抵其后翻涌的心绪。
她没有说任何开场白，只是伸出手指，轻轻按下了播放键。
“滋——”
一阵轻微的电流声后，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干涩，从扩音器里流出，像一把生锈的钝刀，缓缓割开教室里的死寂。
那是小舟母亲的声音，在信访局冰冷的门外，每一个字都裹挟着风霜与绝望。
“我想他。”
三个字，像三颗沉重的石子投入深潭。
然后，是长久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沉默。
沉默里，只有压抑不住的、细碎而又连绵的抽泣声。
那不是嚎啕大哭的宣泄，而是力气耗尽后，从灵魂深处挤出的悲鸣，是连眼泪都流干了的哀恸。
声音在教室里回荡，钻进每个人的耳朵，缠住他们的心脏，一寸寸勒紧。
有人开始坐立不安，有人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亲人，眼神躲闪。
那哭声仿佛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每个人生活中被刻意忽略的裂痕。
录音结束，苏明心没有关掉设备，任由那片死寂般的空白继续蔓延。
突然，“哐当”一声，椅子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
一个中年男人猛地站了起来，他的身体因激动而微微颤抖，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震惊与痛苦。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
“我……我儿子……”他开口，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仿佛喉咙里堵着一团烧红的炭，“去年……被我们送进了那个‘心理矫正班’，他们说是‘心理班’……我一直觉得，是他不懂事，是他叛逆，是他要毁了这个家！”
男人的眼眶通红，每一句话都像是从胸膛里硬生生掏出来的。
“我打他，骂他，我说他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安安分分地读书，安安分分地‘正常’一点……今天，我……我听了这个……”
他指着那台仍在沉默的录音机，嘴唇哆嗦着，再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他猛地低下头，用手背狠狠抹了一把脸，再抬起头时，声音里带着一种全然的崩溃与醒悟：“我今天才明白……不是他不懂事，是他……是他太懂事了……”
懂事到，把所有的痛苦都自己扛了。
懂事到，宁愿被误解，也不愿让父母看见他内心的废墟。
懂-事-到，最后用沉默和疏离，来保护这个他早已绝望的家。
男人缓缓坐下，身体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他摊开一直紧紧攥在手心的右手，那是一张被汗水浸透、早已皱得不成样子的纸条。
学员们这才看清，那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三个字：
对不起。
那是他来之前，准备在儿子发言后，塞给儿子的。
现在，这张纸条像烙铁一样，烫着他的掌心。
苏明心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直到那个男人彻底平静下来，她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教室：“语言的尽头，是另一颗心的回声。今天，没有课，只有听见。下课。”
同一天下午，法学院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林景深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重地交到三名女生手中。
牌子上，原本的“基层司法观察站”被一行更朴素、也更坚定的黑体字取代——“地方诉求记录所”。
没有冗长的仪式，没有媒体，只有他和这三个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的年轻后辈。
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新月心的味道。
“我们不争取被看见——”林景深的声音沉稳如磐石，目光逐一扫过她们年轻而坚毅的脸庞，“我们确保不被抹掉。”
一句话，就是全部的交接。
不是为了聚光灯，而是为了在黑暗中点燃一盏不会熄灭的油灯。
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反抗。
当晚，其中一个名叫周然的女生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上写道：
“今天，是记录所成立的第一天。傍晚时分，我们收到了第一封信。没有署名，是塞进门缝的。信封里没有诉求，没有陈述，只有一张白纸。纸的中央，用铅笔画了一个潦草的圈。圈的旁边，写着三个字：‘我在这。’”
周然停下笔，看着那张纸。
那个圈，像一个坐标，一个求救信号，又像一个无声的呐喊。
她站起身，用一颗图钉，将这封信牢牢地钉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
然后，她从打印机里抽出一张纸条，贴在信的下方，上面是一行打印出来的、冷静而有力的字：
“这个圈，我们来记。”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顾承宇走进了他最后一堂文学理论课的教室。
他以为会看到一张等待他擦拭的黑板，但迎接他的，是满满一黑板的“宣言”。
那些粉笔字，或娟秀，或潦草，或用力到几乎要刻进黑板里，但内容却惊人地一致：
“我不舒服。”
“我不同意。”
“我没准备好。”
“请不要用‘为我好’的名义。”
“我拒绝。”
整个黑板，像一片无声的呐喊的海洋。
学生们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看着他，眼神里有忐忑，更有某种破土而出的坚定。
顾承宇站在讲台前，久久地凝视着这面黑板。
他没有拿起板擦，而是掏出手机，对着这片“反叛”的风景，郑重地拍下了一张照片。
然后，他将照片发进了读书会的群里，附上了一行字。
“结课作业：让这句话，出现在你最不敢说出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