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长指出数据与计委的核查结果不符时，朱朗栋竟反驳：“不就是多报点数字吗？农具厂多生产几锄头，还能拖垮国家计划不成？”
更严重的问题出在他对群众的态度上。按照规定，工业局需每月接待两次农户来访，解答农具使用中的问题。朱朗栋负责接待时，常常对来访的农民不耐烦，在他的眼里，自己高高在上，而那些农民工人不过是出汗的泥腿子。
在科室内部，朱朗栋的作风也引起了不满。他仗着自己带来的财富，经常用金钱拉拢同事。有办事员不愿替他完成工作，他便塞给对方钱：“帮我把这月的报表做了，这钱你拿着买酒喝。”
更有甚者，他在办公室公开宣扬代国的资本主义理念，声称“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虞国搞什么‘共同富裕’，不过是骗傻子的”。他还举例说：“我在代国的绸缎庄，雇十个工人，一年能赚五百两，这才是本事。在这儿天天伺候农民，能有什么出息？”
这种言论逐渐影响了科室的风气。有两名年轻办事员开始模仿朱朗栋的做派，对来访群众态度冷淡，甚至私下抱怨“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如混日子”。
县工业局局长多次批评朱朗栋，却被他以“宗室身份”顶回：“我是来考察的候选人，你一个小小局长，管得着我？”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来自秦国的皇子朱公错被派往翠南省的一个乡农业站，负责推广新式农具。他嫌乡下条件艰苦，不到一个月就以“水土不服”为由，大半时间住在州府的客栈里，只派随从回乡下应付工作。
他公然在朋友面前说，自古以来，我们都讲究‘士农工商’，农民就该种地，工人就该做工，哪能让他们参与管理？
这些情况很快被对内情报局汇总上报。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朱朗栋、朱公错等人的行为：累计旷工27天，编造工作数据5次，公开质疑社会主义理念11次，拉拢同事消极怠工23起。
情报还指出，朱朗栋的金钱至上思想已导致景安县工业局的工作效率下降——原本每月能完成80%的农具质量抽检任务，近两个月仅完成50%。
朱昭熙看到报告后，立即将材料提交给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她严肃地说：“这些人的表现，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
他们把宗室的优越感带到基层，把资本主义的歪理邪说带到工作中，这不仅是对考核的不尊重，更是对虞国制度的挑战。”
与会的常委们展开了激烈讨论。有人认为应立即取消这些人的候选人资格，理由是“思想不合格比能力不足更危险”；也有人提出，应给予改过机会，毕竟他们代表着代国、沈国等藩国的态度，直接除名可能影响联邦内部的稳定。
最终，常委会表决通过决议：对朱朗栋、朱公错等5名表现恶劣的宗室子弟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记录在考核档案中；由考核委员会派专员前往其所在单位，组织批评教育大会，要求他们公开检讨；若半年内无改进，将直接取消候选人资格。
处分决定下达后，朱朗栋在景安县工业局的批评教育大会上做了检讨，但态度敷衍，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这场风波虽然没有导致候选人被除名，却在基层干部中引起了广泛讨论。
此时，虞国的经济改革仍在深入。计委下达的第二季计划指标中，新增了“基层干部考核与经济指标挂钩”的条款——将候选人所在单位的计划完成率、群众满意度等数据，纳入最终考核的硬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