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活动的推广更注重实用性。文体部没有照搬明国的马球、宁国的击剑，而是设计了“负重接力”“插秧比赛”“抬木头对抗”等贴合劳动场景的项目。
翠南省的纺织厂甚至发明了“接线竞速赛”，把车间里的接线动作变成竞技项目，既锻炼技能又增添乐趣。
这些活动的经费全部由财政拨款，参与者的误工费由集体承担，优胜者的奖励是“集体贡献积分”，可兑换布料、农具等实用物品。这种设计确保了底层劳动者能毫无负担地参与，短短一个月，报名人数就突破十万。
旅游管理厅的成立同样迅速。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编印《虞国游览手册》，详细标注各地的特色：松风省的原始森林适合夏季避暑，翠南省的梯田秋季最美，海晏省的港口能看巨轮。手册定价低廉，工厂和农庄还会给表现优秀的劳动者免费发放。
为方便出行，文体部与交通部协调，增开了“工农专列”。列车票价仅为普通车次的一半，车厢里还专门设置了“故事角”“音乐区”。
工资调整方案则由财政部牵头制定。根据行业不同，工资涨幅从一成到三成不等，其中体力劳动者、一线工人的涨幅最高。
调整后的第一个发薪日，海晏省码头的调度员赵大海拿着崭新的工资袋，第一次给妻子买了瓶雪花膏。“以前想都不敢想，”他对同事说，“现在不光有钱，还有时间陪她逛逛公园。”
这些变化并非一帆风顺。有人质疑：“搞这些会不会耽误生产？”文体部用数据回应：开展活动的工厂，出勤率反而提高了5%；参与比赛的农庄，秋收效率提升了8%。“劳逸结合，才有力气干大事。”朱昭熙在一次视察中说的这句话，成了最好的解释。
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社会风气的转变。过去工人们下班后多是读书、研讨技术或者在家躺着，现在要么参加合唱团，要么排练故事会；农闲时的吹牛打屁，也多了山歌对唱、拔河比赛的调剂。
衡域省的派出所统计显示，两个月内的民事纠纷下降了30%，民警们开玩笑说：“文体部抢了我们一半活儿。”
在坤泽城的文体部办公室里，墙上贴满了各地报来的活动照片：渔民在船头唱歌，农民在田埂上比赛，工人在车间里讲故事……
这些自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从劳动里生长出来的。这些文化类似于诗经，在田间地头，虞国这个文化荒漠当中，诞生出了虞国社会主义下，最初的文化娱乐。
朱昭熙偶尔会翻看文体部的简报。她知道，属于虞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悄悄扎下了根。这根扎在工厂的机器旁，扎在农庄的田埂上，扎在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比任何禁令都更能抵御外来糟粕的侵蚀。
联邦三十年的夏天，虞国的空气中除了机器轰鸣、稻花飘香，更多了歌声与笑声。这种变化，或许比钢铁产量的增长、粮食亩产的提高更有力量——它让社会主义不再只是文件里的名词，变成了能触摸、能感受、能参与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