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春末。
一支规模远超寻常、仪仗森严的队伍，离开了京城，沿着运河官道，向南而行。
队伍前方是八名骑乘骏马、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缇骑开道，眼神锐利，扫视前方，凛然不可侵犯。
其后是四名宫中内侍，骑着温顺的骡马，居中一人双手恭敬地捧着一个明黄色绸缎严密包裹、火漆封缇的紫檀木盒，里面便是那份需亲交胡宗宪之手的密旨。
再往后，竟是四名身着青袍、头戴乌纱的礼部仪制清吏司官员，他们神情肃穆，一丝不苟，维护着天使传旨的皇家威仪与规程。
队伍的核心，是一辆宽敞坚固、装饰着靖海伯徽记的马车。
陈恪一身绯色常服，坐在车内，车窗帘幕微掀，目光投向窗外不断向后掠去的初春景致。
车辕上，阿大亲自驾车，目光十分的警惕。
马车前后，另有二十余名陈恪的伯府亲随家将，皆骑马佩刀，护卫左右。
如此阵仗，传一道旨意，规格之高，远超寻常。
尤其是礼部官员的随行，更透着一股“宣示恩赏、昭告规仪”的意味。
旅途漫长，运河波澜不惊，两岸杨柳渐绿。
陈恪的思绪，却如车外不断变换的风景，起伏不定。
嘉靖的用意，其实并不难猜。
他身为兵部右侍郎，即便近日“养伤”，亦有权限查阅过往的军情奏报与邸抄。
他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近几月来自浙直总督府的系列公文。
与去岁同期的“捷报频传”、“倭患渐靖”相比，近来胡宗宪上奏的文书，语气虽依旧沉稳，但所陈述的情势，却微妙地变得“严峻”起来。
“倭寇残部流窜突袭，虽斩获颇丰，然其行踪愈发飘忽，难以尽歼……”
“沿海卫所兵备废弛，遇敌则溃，致使小股倭寇屡屡登岸滋扰……”
“筹饷艰难，兵士时有怨言，恐非长久之计……”
这些奏报，单看每一份似乎都情有可原，倭寇本就狡猾，边军积弊亦非一日之寒。
但将时间线拉长，其变化的趋势，却隐隐勾勒出一幅“东南复又暗流涌动”的图景。
陈恪甚至能想象到，严嵩在得知杨顺倒台、自身地位岌岌可危之时，会如何暗中向远在东南的胡宗宪传递讯息。
那讯息或许并非直白的命令，而更可能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暗示：
“汝贞啊……东南之重，系于你一身。倭寇……不能不剿，却也不必……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边镇安宁，方显你坐镇之功，朝廷……也方能记得你的辛苦。”
这并非一定是严嵩明确指示胡宗宪“养寇自重”，但那种“维持现状、凸显重要性、以拖待变”的意味，几乎呼之欲出。
胡宗宪是能臣，也是官场中人，他不可能听不懂这弦外之音。
于是，东南的倭患，在奏报上，便从“即将平定”悄然变成了“仍需时日”、“时有反复”。
嘉靖皇帝是何等精明之人？
他或许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胡宗宪谎报军情，但他绝对能嗅到这其中的政治气息——严党在利用东南的军事压力，作为自保的筹码！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嘉靖要彻底扳倒严党，就不能不处理胡宗宪这一环。
胡宗宪手握东南兵权，是严嵩一手提拔起来的重臣，若他心怀怨望，或为保严嵩而真的在东南生出大乱子，那后果不堪设想。
东南是财赋重地，绝不容有失。
但反过来，若贸然处置胡宗宪，东南抗倭大局由谁接手？
谁能保证平稳过渡？徐阶？高拱？他们的人未必懂军务，能镇得住场子。
一旦东南崩盘，倭寇大规模卷土重来，他嘉靖的盛世颜面、修道银钱，都将化为泡影。
所以，嘉靖陷入了两难。
他需要胡宗宪稳住东南，但又必须确保胡宗宪在他清算严党的过程中，是“自己人”，至少是“中立者”，绝不能是“反对者”。
想到这里，陈恪对自己此行的使命，已然洞若观火。
说客。
陛下派他这位刚刚立下赫赫战功、圣眷正隆、且与严党并无深厚瓜葛的靖海伯前来，根本目的就是说客！
那紫檀木盒中密封的圣旨，从随行的礼部官员规格来看，极大概率不是问罪诏书，而是厚赏！
加官？晋爵？赏赐金银？褒奖其抗倭之功？以示皇恩浩荡，陛下并未因严嵩之事而迁怒于他胡宗宪。
但这份“恩赏”，是需要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