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铮把孩子的画收进抽屉时，手机再次震动。楚瑶的信息简短有力：“专项研讨会安排好了，下周三上午十点。”
他回了个“收到”，目光落在桌上那本刚写完的成长笔记上。窗外的阳光已经斜照进来，客厅里一片暖意。孩子正趴在地毯上拼乐高，嘴里哼着不知名的调子。
这是一段难得的宁静时光，但罗铮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回到那个节奏紧凑、充满未知的世界里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团队开始为国际组织的视频会议做准备。会议室里，资料堆得满满当当，电脑屏幕上不断滚动着各国公共卫生数据和研究成果。
“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共享计划。”罗铮站在白板前，写下几个关键词：成果分类、技术转移、培训支持、后续合作。
楚瑶坐在桌边翻阅文件，抬起头说：“我建议先从最急需帮助的国家入手，比如非洲部分疫情严重的地区。”
“同意。”罗铮点头，“但我们也要确保成果在不同医疗体系下的适用性，不能只是简单复制。”
团队成员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整理临床试验数据，有人联系翻译人员，还有人对接国际组织的沟通窗口。
一周后，视频会议正式召开。罗铮穿着整洁的衬衫，坐在主位，背后是投影幕布。屏幕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陆续上线。
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位非洲国家的公共卫生官员提出质疑：“你们的成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有限，如何确保这些成果能真正落地？”
罗铮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示意身旁的技术员播放一段提前准备好的演示视频——这是他们在某国试点项目中拍摄的影像，展示了简化版病毒检测流程和远程诊疗系统的应用。
“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技术，更是适配方案。”他说，“我们会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提供定制化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并与当地医疗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另一位欧洲国家代表听完后点了点头：“我们愿意尝试联合研究，看看是否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药物反应机制。”
会议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最终达成了五项初步合作意向，其中包括两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发达国家。
会后，罗铮让助手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反馈报告，并附上下一步行动计划。他看着屏幕上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邮件回复，心里清楚，这只是个开始。
几天后，他亲自带队前往日内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线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会上，一位资深流行病学专家拿着他们提交的报告问：“你们的数据非常详实，但我想知道，你们是否考虑过变异病毒对现有防控措施的影响？”
这个问题让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罗铮翻开手中的资料，指着其中一页说：“我们在前期研究中确实发现了一种潜在变异可能，虽然目前影响有限，但我们正在密切监测，并已启动相关模型预测工作。”
那位专家点点头：“很好，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合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