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上，种地靠天吃饭——直到清代末期，全国九成农民还用“牛耕木犁”；法制上，农民几乎没有可申诉之门——县官既是行政、又是司法，告状难于登天。
整个社会的结构，是用“文化”“制度”“技术”三重壁垒，把农民困在土地里，代代为人作嫁衣裳。
宗族、乡绅与村规，往往比官府更让人喘不过气。很多人以为“官府压迫最重”，但在实际乡村社会中，对农民控制更紧密的，往往是宗族与乡绅。
村里最有权的人，不是县令，而是族长、祠堂、里长、地主、保甲。这些人既是税收中介，也是劳役调度者，还是道德审判官。
族规一出，违者遭驱逐、断粮、辱骂，甚至打死不偿命。地主的一句话，可以让一家老小无田可耕、无水可饮。地方治理越放任，这种“地头蛇统治”越泛滥。
所有制度改革，都是先拿农民来“试刀”。每一次税制改革，每一次劳役政策调整，最先动刀的都是农民。
隋唐“租庸调”刚出，农民就要准备三样东西：田租、布帛、丁役，错一项就是“抗法”；北宋“两税法”，本意是平均负担，结果变成按产征税，地主藏产不报，农民暴露在阳光下；明代“一条鞭法”，把杂税合并成银，听起来简化，实则银贵于粮，普通农民为交税被迫借高利贷。
历代改革者总是宣称“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但最终结果，往往是富者有法避税，穷人反倒负担更重。
农民是帝国实验场里的“常驻试验品”，换一代皇帝，换一批法令，苦都要他们来承受。
他们从不被理解，只在“被需要”时被提起。历朝历代写农民最多的时刻，是起义、战争、灾荒、徭役时期。其他时候，他们是隐身的沉默群体。
史书关注帝王将相、文人名士、宫闱政争、边疆兵事，农民在哪里？只有偶尔提到：“岁歉，民饥。”或“民变，州县大乱。”除此之外，是长达数百年的沉默。
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史书、诗篇。他们的眼泪、尸骨、血汗，被写作“流民”“匪患”“灾荒”几个抽象的字眼。一代又一代人，从田头走进坟地，名字都没留下。
“民为邦本”是骗人的说法，本就是收割机器的齿轮。帝王常说“民为邦本”，士人作文也爱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真实情况是，农民从来只是一个被安排好角色的存在。他们不参与制定制度、不参与选择统治者，只负责按时缴税、出力、交租，听话。
朝廷需要兵员时，农民是徭役的源头；需要钱粮时，农民是赋税的核心；需要安抚民心时，农民是宣传的工具。只有在“民心不稳”时，才有人喊“爱民如子”。
他们的存在，是国家机器最底层的运转工具。崩了，就换；坏了，就弃；活着，就继续压榨。
苦难被当作“天命”，不被当作“问题”。最大的悲哀是：这些苦难，从不被当作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被归因于“天灾”“命运”“朝代更替的自然规律”。
旱灾饿死人，说是“天怒”；战乱失地千里，说是“气数已尽”；赋役压得百姓倾家荡产，说是“民间根基未固”。
谁去问一句：是不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是不是行政执行不公？是不是资源配置不平衡？很少有人敢。
就连农民自己也慢慢认命了。他们信命、拜神、忍耐、节俭，把一切苦难当成命数，而不是人祸。这才是最深层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