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观察室的灯光苍白而恒定，失去了昼夜的交替，时间感变得模糊而粘稠。
李飞躺在冰冷的检查床上，感觉自己的大脑像被投入了一个永不停歇的漩涡。
那持续不断的、来自脑海深处的低频嗡鸣，已经成了他新的背景音，如同某种恶毒的陪伴。
更可怕的是那些不受控制的“闪现”。
有时，正对着空无一物的墙壁，眼前会突然炸开一片无法理解的、扭曲旋转的几何色块，持续几秒后又倏然消失，留下阵阵恶心和眩晕。
有时，当走廊远处的大型服务器集群进行数据交换时，他会“听”到一种尖锐的、并非声音的信息流嘶鸣，刺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
最让他不安的，是对周围人情绪的模糊感应。
他能隐约“感觉”到每天来给他抽血的研究员心底那份压抑的好奇与一丝恐惧；能察觉到守卫换岗时，新来的那位士兵精神高度紧绷带来的那种针扎般的紧张感；甚至有一次，钱教授来看他，他虽然听不懂那些复杂的安慰和询问，却能清晰地捕捉到老教授心底那沉甸甸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忧虑与负罪感。
这些能力毫无规律，时强时弱，且总是伴随着剧烈的头痛和精神上的极度疲惫。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信号不良的收音机，被动地接收着来自外界和体内各种混乱的“频率”。
专家组对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检测——脑电图、核磁共振、全身粒子扫描、甚至尝试用各种已知频率的能量场对他进行刺激观察。数据堆积如山，结论却莫衷一是。
“他的颞叶和顶叶交界处活动异常活跃，脑波模式出现了从未记录过的干涉条纹……”
“体内未检测到放射性残留或已知化学毒素，但细胞线粒体活性有微妙变化……”
“对特定高频段电磁脉冲有超出常人数百倍的敏感反应，甚至能引发其生理不适和幻觉……”
“初步判断，可能与‘深渊实验’中仪器释放的某种未知信息场或维度扰动有关，他的神经系统似乎与之产生了……某种‘调谐’？”
会议上，专家们争论不休。孙浩看着这些数据，眼神炽热：“这是突破！这说明生命体可以与那设备产生交互！他是我们理解那东西运作机制的唯一钥匙！我们应该设计实验，尝试引导甚至增强这种连接……”
“荒谬！”钱教授猛地打断他，脸色铁青，“这是污染！是侵染！我们根本不知道那种‘调谐’的本质是什么！是在开发他的潜能，还是在把他推向不可逆的异化甚至崩溃？加强连接？你想制造一个怪物吗？！”
争论从学术层面上升到了伦理和安全的高度。
最终，一个尴尬的妥协方案出炉：李飞被移回原来的房间，但看守级别提升到最高。
门口永远有两名以上携带实弹的警卫，房间内增加了多个监控探头，他甚至被要求佩戴一个能监测生命体征和脑波活动的腕带。他成了基地里最珍贵的标本和最危险的潜在变量。
基地的整体气氛变得更加压抑。那次失败的实验像一道深深的裂痕，横亘在每个人心中。
研究人员之间不再轻易交流，餐厅里沉默居多，偶尔的讨论也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警惕。
安全规程被严格执行，但那种紧绷感，更像是一种恐惧驱动下的机械服从，而非真正的理解和警觉。
在这片日益浓厚的猜疑和不安中，老吴，这颗沉睡的棋子，活动得更加自如。
他利用后勤人员的身份，如同一个灰色的幽灵，穿梭于基地的非核心区域。
他负责清运各实验室的普通废弃物，那些被研究员们随手丢弃的草稿纸、打印失败的报表、用过的一次性实验用品，都成了他的情报源。
他并不需要看懂那些复杂的公式和图表，他只需要识别关键词——“能量阈值”、“神经共振”、“感知异常”、“回响理论”——并将它们与自己观察到的基地戒严级别、人员调动、以及专家们凝重的脸色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