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八九天后，伪政府的头子们看见我们还没有复工，心里慌了，遂摆出穷凶极恶的面目来。一方面派军警来强迫我们复工；一方面又联合印刷厂的资方，把印刷品转至湘潭付印，来恐吓和要挟我们。一小部分工人怕打碎了自己的饭碗，便动摇起来。工会马上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如果中途妥协了，以后就永远再莫想获得胜利了。军警虽然强迫我们复工，但是只要我们奋力坚持，他们还是无可奈何。至于说把所有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事实上不可能，湘潭的工人也不会接受。”这样，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我们的力量更坚强了。
罢工继续到十四五天，伪省政府的老爷们眼看威胁是不行的了，不得不向我们屈服。他们要求我们派代表去协商。结果，伪省政府完全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同意预付一个月的工资。其他印刷厂看见伪省政府同意了，也只有同意。〔25〕
罢工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工人利益，曾多次出面调停。11月27日，即罢工第3天，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身份，邀请长沙《大公报》负责人张平子从中调停。长沙《大公报》1922年12月13日的报道这样写道：
越二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毛君泽东邀本报张君平子从中调停，磋商良久，毛君只允将齐稿时间改为中外新闻午后五时，本省新闻午后九时，余均不能退让，张君当将修改条件转交印刷同业会与报界联合会，印刷同业会以条件既未退让，无调停之可言。报界联合会亦以限定交稿时间，与新闻原则相违背，万国报界无此办法，当然不能承认，调停于是中止。
经过一番斗争之后，12月9日，毛泽东再次出面调停，使罢工以胜利告终。1922年12月13日长沙《大公报》的报道写道：
又数日，毛泽东又发起调停，参加调人之列者，除毛君外，有报界之张慎庵、陶孝宗〔26〕、张平子；铁路界之娄子英；机械界之王麓生；石印界之朱菊和、程和清、刘自安，邀集印刷同业会代表十三人（每家一人），铅印活版工会十三人，于九日下午公开谈判于省教育会。公推张慎庵为主席，同业会推刘维汉为总代表，工会推盛仲屏为总代表，将工人要求条件逐条讨论。自午后一时起，至十二时止，始得结果。除齐稿时间一条完全取消外，余均有所修改，当由双方签订草约。……前日，签订正约。工人即于昨日〔27〕上工。各报亦即于今日出版。
关于12月9日的劳资谈判，在1922年12月23日北京《晨报》刊载的《长沙印刷工人罢工始末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铅印罢工风潮，自上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日止，计经过十七日之久，各方争执不决，工人方面，大有难于支持之势，于是遂有十日之调停会议。该项会议，系劳工书记部主任毛泽东所发起，邀集报界之张平子、陶绿叶、张慎庵三人，及工党六人，联名致函各印刷公司代表及工人代表等，三方面在省教育会直接谈判，俨如对等议和形势。……经过极长时间之讨论，遂请印刷公司代表签字。是时公司代表，以工人大获胜利，虽未发反对之言论，心中不以为然，故而签字之际，代表都悄悄逃席。十三家印刷业，签字者仅湘鄂、吟章、彰文、汇同四家。……工人本有宣言，如有一公司不肯签字，一报纸不肯出版，和议虽成，亦不上工。后经毛泽东示意，签字者一律于十二日开工（各报可于十三日出版），盖亦知要资本家方面全体屈服，虽再坚持至于一年，必无效果。实则湘省印刷业之所谓资本家，可怜已极。除湘鄂一家有数万元之资本外，余皆不满数千。营业状况，尤多有绌无盈者，实不得当资本家之头衔也。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故此项毫无办法之工潮，居然有解决之道。
为巩固罢工斗争成果，毛泽东还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与粤汉铁路总工会、泥木工会等11个工团的代表，同长沙和湖南省当局交涉。
1922年12月13日，在长沙《大公报》上有这样的报道：
昨十二号正午十二时，工界联合会与理发、泥木、机械工、铅印、石印、笔业、缝纫、粤汉铁路、靴鞋业、人力车等工会代表二十一人，赴省长公署请见吴（景鸿）政务厅长，陈述意旨。吴厅长延见各代表于政务厅办公室。首由毛泽东发言。略谓：近月罢工问题层出不辍，有因劳资关系拖延数月猷不能解决者（如理发工等）。政府与工界上下隔阂，外间且传政府将对工界施以压抑手段。代表恐生双方误会，因于昨日要求石（成金）警厅长、周（瀛干）长沙知事介绍晋见厅长，请赐知政府对工界真意。吴厅长当答复以政府迭据密报，有一些人专事罢工运动，一业罢工，他业援助。……政府方面尚认为一种谣言，正在慎重考察。如对工界采压抑政策，早已干涉在前矣。毛又问政府对于一般普通工人，是否采取保护主义。吴答政府对一般普通纯洁工人，完全采取保护主义，并希望各业自行发展。毛又云政府与工人间，发生种种谣言，纯系两方隔阂所致。希望政府以后随时接见工人方面代表，免为一方面所蒙蔽。吴答政府甚愿得知工人生活状况及内容，以为处理之张本。惟望所举代表，能真实代表大多数工人之公意云云。嗣毛又与吴谈及省宪法集会结社自由问题颇久，最后毛又提理发工新铺发封事，人力车立案事，机械工会立案事，吴厅长均允查案办理。最后毛请吴厅长介绍见赵（恒惕）省长陈述意旨。吴厅长先允代达，并云省长事忙，不能作如此之长谈，毛乃约定以半句钟为限，坚请吴厅长电询赵省长允于本日十二时，在总部内接见。该代表方辞别离署云。
经过这场说理斗争，揭穿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真相，为工人争得了某些合法权益。事后，赵恒惕对部下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注释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3—134页。
〔2〕郭亮：《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这个小册子于1927年2月在长沙出版，载于《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原注
〔3〕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350—358页。
〔4〕1920年10月27日黄爱致陈独秀信，原载《劳动界》第13册，1920年11月7日出版，见《湖南工运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7—8页。——原注
〔5〕1935年8月19日《马林赴华回忆》，见《“一大”前后》第570页。——原注
〔6〕《西行漫记》第134页。——原注
〔7〕《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原注
〔8〕谌小岑的回忆，1977年3月16日。——原注
〔9〕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65—168页。
〔10〕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69—170页。
〔11〕《劳动各团体致参众两院电》，见1922年9月10日湖南《大公报》。——原注
〔12〕《湖南全省工团之大联合》，见1922年11月3日湖南《大公报》。——原注
〔13〕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71—175页。
〔14〕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128页。
〔15〕《毛主席和安源工人》，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原注
〔16〕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2卷，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原注
〔17〕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0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见《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月版。——原注
〔18〕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原注
〔19〕《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原注
〔20〕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72—178页。
〔21〕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毛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
〔22〕《粤汉铁路大罢工纪实》，见1922年9月10日湖南《大公报》。—原注
〔23〕《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学习毛主席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伟大实践》，见1978年《新湘评论》第2期。——原注
〔24〕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82—184页。
〔25〕廖仲坤：《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回忆毛主席领导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斗争》，载于1951年7月1日《长江日报》；又见《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卷第1册，第264—266页。
〔26〕陶孝宗，即陶菊隐。
〔27〕昨日，即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