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毛泽东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在为创办农讲所紧张工作着。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本部为实行本党政纲及指导全国农民运动起见，提议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拟定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经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决议照准，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同日，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充名额，全国各省党部送学生300名来粤训练。次日，农民部发出招生通告。招生条件是：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思想者；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有勇敢奋斗精神；5．不招女生。随即，向各省党部汇去学生来粤旅费。〔6〕据罗明回忆，毛泽东于2月上旬开始筹办农讲所，罗被派往福建招收学员。〔7〕
8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讨论农民部提出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会址问题，选定广州市番禺学宫为农讲所地址。〔8〕
3月16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首由罗绮园报告第六届农讲所招生经过。接着讨论农讲所人选，决定所长一职“请毛泽东同志担任”，呈报国民党党部批准。〔9〕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林伯渠）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2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十三次常务会议，林伯渠提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7980元，请由中央设法拨给”；“请任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0〕林伯渠两个提案，都得到会议通过。
3月30日，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提出三项提案：一、任命高语罕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二、变更在广西招生办法。他说，前次会议确定在广西招收学生40名，其中30名由南宁广西省党部选定，旅费均自给。昨天接到李血泪、杨文炤的报告，据称：宣传员养成所学生系广西各县平均派送，而广西农民运动宜从梧州附近数县着手，请将前次决议略为变更。三、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直、鲁、豫诸省。三项提案都得到通过。
经过周密的筹备，20个省的学生于3月底陆续来粤。4月间，举行入学考试，录取学生327人，5月3日开学。因农讲所课堂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延至15日正式开课。〔11〕
农讲所开设功课25门，授课4个多月，其中有两个星期赴海丰实习，理论讲授实际为13个星期。25门课，共授252小时，其中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23小时。他还担任了《农村教育》《地理》课教员。萧楚女是农民讲习所的教务主任，专任教员，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理论，并指导学生开展理论研究。当年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31种，多是毛泽东、萧楚女搜集的。重要的书刊，由专任教师列出重点，提出问题，找出答案，交教师审阅。专任教师从答卷中选出数份加以改正，然后缮写标准答案，公布于众。然后又将学生习作发还，令其对照标准答案，自行纠正错误。这种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学习方法，效果很好。
毛泽东一贯注重学生自学，更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7月间，他曾组织50多个学生赴韶关实习一星期。8月，又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实习两星期。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记载：“赴海丰实习在将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农讲所还将学生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两次。
农民问题研究会，由陆沉负责指导。研究的问题有：1．租率；2．主佃的关系；3．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4．利率；5．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6．田赋；7．抗粮情形；8．厘金、杂税及临时捐；9．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10．地主的来源；11．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12．工价；13．失业情形；14．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15．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地方政治组织；17．地方政治情形；18．会党及土匪；19．团防情形；20．教育状况；21．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兵祸及影响；23．天灾及其影响；24．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烟赌偷抢各种情形；26．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27．妇女的地位；28．农民的观念及感想；29．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农村组织状况；32．地质之肥硗；33．宗教之信仰状况；34．度量衡；35．民歌；36．成语。这些调查题，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在调查研究之列。
毛泽东通过农民问题研究会的活动方式，一方面训练学生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获得了研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资料。毛泽东还将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核、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原拟出版52种，至1926年11月，出版了17种，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农讲所这些教学方法，是湖南自修大学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很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农讲所设有军事课，聘请赵自选任专职军事教官。据记载；全所学生分为两队，每队分为6区队，设总队长1人，队长2人，区队长6人。于5、6、7三个月内，实行正规军事训练，共计训练10星期，上操128小时。由总队长赵自选，队长黄征沣、罗焕荣，区队长马天恨、毛华达、杨汉池、张士表、胡珩、田中杰等负责训练责任。〔12〕
农讲所师生关系平等，革命情深。课余或磋商问题、漫步交谈，或拳击习武、弈棋赛球，生动活泼。毛泽东爱和学生散步，交流思想。“他有的是强烈的求知欲，有的是甘当小学生的谦逊态度而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乐意接近他。”〔13〕
在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代表农讲所出席各种会议。8月14日至18日中华农学会在广州举行九届年会。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农讲所致祝词：诸位在广东开会，请顶要紧的，不要忘记了80万以上的农民〔14〕。农民是农业的根本。诸位参观，最好就下乡去，直接指导农民，唤醒他们，抛去守旧的劣根性，从根本上救治农业。本地在农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从外国回来者亦不在少数，但都是受农民梗阻——到今仍没有好多效果。现在农村经济非常苦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在大家更希望这个问题有完满的解决。〔15〕
9月11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举行毕业考试。随后，毛泽东在结业式上做了长篇讲话，总结上届农讲所开办以来的工作，指明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做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16〕至10月5日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除3人因病未出所外，“所有学员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17〕。据王首道回忆，“9月结业，同学们立即分别秘密地回到各地参加实际斗争。有些同学从香港乘船绕道回到北方各省，我和许多同志当时是沿着北伐军由广东往湖南前进的道路，沿途做些宣传工作而回到了湖南的”。
学员们回到各省，有如播下的革命种子，迅速发芽、开花、结果，推动了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周恩来曾评价说：“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18〕各地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多是农讲所学生。农讲所被誉为“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任农讲所所长的同时及前后，还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宣传员养成所、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广东大学附属中学、国民党广东青年部夏令营讲习班等处，讲授过《中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农工政策》《农民问题》和《对农民的宣传教育问题》等课程。此外，1926年5月15日，毛泽东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代会闭幕会，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农民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说〔19〕；9月3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20〕。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对此做了最精辟的分析。
《中国农民问题》是农讲所的主课，在1926年5、6月间由毛泽东讲授，据农讲所的学员金绍绩、冯文江、周凯的听课笔记记载，全文共分五编。
第一编是“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现在中国能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的党，有两个，一是共产党，一是国民党。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而国民党对于此问题，两年前才开始注意。在国民革命时候应该注意农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国民革命，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现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是只讲“商学联合”，另一种只谈“农工兵联合”。这两种观念，都使自己变成孤军了。且农民一支军，占全国人口80%以上，尤不可抛弃。
接着，毛泽东详尽、透彻地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
第一，从人口上论，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80%，当有三万万两千万以上。
第二，从生产上论，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而大部分之生产还是农业生产，“故经济中心还在农业”。自帝国主义商品侵入中国农村后，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惨的就是农民。现在农村中的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从革命力量上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的反袁斗争，从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军平定陈炯明，到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全面地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说：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第四，从革命胜败关系看，毛泽东认为上海五卅运动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是失败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国生产主力军——农民未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第五，从革命的目的说，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且是使中国一般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有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毛泽东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2月《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二文最精辟、最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可以视为《中国农民问题》第一编整理后的文字。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一篇序言。核心思想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提出了这一重大命题，而且分析了它的根据。毛泽东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够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子在广东：哪个县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哪个县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农民协会，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当时有人认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否定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驳斥道：“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分布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21〕
曾在第六届农讲所当过学员的王首道回忆说：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伯渠、萧楚女等9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的到来，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
毛泽东主办农讲所的消息，像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也传到了湖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当时，我们一些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在城里开办平民夜校，到乡间演文明戏，化装讲演，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那时，我们进步青年多么渴望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学到更多的革命道理，进行更多的革命工作啊！1926年3月，湖南党组织秘密通知我和其他35位进步青年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学习。我内心无比激动，怀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从长沙经武汉、上海前往广州。经过长途跋涉，几经转折，终于来到了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来到了培养干部的革命摇篮。
这届农讲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按照农讲所学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富于勇敢奋斗精神、身体强健无疾病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3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4月举行了入学考试，5月3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25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许多教员都是由我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兼任。同年9月毕业后，学员们秘密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在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农讲所亲自向我们做了专题讲授。毛泽东在这篇光辉文献里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高举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
我还深深地记得，毛泽东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他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地主土地的来源，大体上有：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政客、军阀，以其刮地皮所得之金钱购买土地，成为大地主；劣绅、匪首等，用霸占、抢夺取得金钱和土地；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会以祀祖祀神等方法集资购买土地；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他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五十多年来（1870—1925）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及其利息，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
讲到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间接的剥削，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
至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除了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所得收入的40%～70%交给地主）、重息（借地主和高利贷的钱粮，年息一般为36%～100%）、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费……）等经济剥削外，还有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和实际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做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我们，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对我们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是一门基本功。
毛泽东这篇光辉著作，指引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科学论断，是指导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指南。
在农讲所，毛泽东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取得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时，毛泽东反复教导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党内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80%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农民这一支大军。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1925年和1926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这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在反复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地主的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这是多么深刻，多么透彻的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