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局到了1927年7月，汪蒋合流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后关头。在毛泽东心中，一个积蕴在脑际的思想，越来越清晰可见。7月初，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历史过了很久，人们才明白，这是一条崭新道路的初始点。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这段往事时说：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21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古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1926年3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1926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我〔23〕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再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泽东说，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做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据毛泽东说，“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24〕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当然，武汉的大失败，后来成了俄国国内在世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斗争的焦点。在这个阶段以后，俄国反对派被摧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被弄臭，苏联开始认真“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它由此出发，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即使共产党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毛泽东也并不认为反革命在1927年会被打败，“但是，苏维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规模展开，就可能有一个后来无论如何不会被消灭的根据地……”。〔25〕
白色恐怖很快蔓延到长沙。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组织、省农协遭到极大破坏。毛泽东紧急回到湖南，部署各级组织迅速转入地下。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马日事变”后，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下。至6月底，工会农协干部及国民党左派被杀者500人以上。原来从事工运、农运、统一战线的共产党员无法立足，原中共湖南省委主要成员已隐蔽转移，群龙无首，急需强有力的领导；又基层党员对原省委在事变后畏缩犹豫极为不满，纷纷要求毛泽东回湘。6月下旬，毛泽东自告奋勇，征得中央批准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暂避武汉的湘省工会农协干部，亦大批回湘，转入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