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清科举时代，有所谓“同年”的一种友谊。何谓同年？这非同年出世的同年，而是同年中试的同年。有乡试中式的同年，有会试中式的同年，从来是素不相识的，一旦成为同年，便亲切起来，有不可思议的。打破籍贯的界限，年谊有重于乡谊的；废除年龄的尊卑，一位年纪不过二十岁的新进，和年逾六十的老宿，总是尊之为兄，称其父为年伯，称其子为年侄，真像是一家人呢。这虽说是封建制度，可知中国人是要朋友的，笃于友情的，传统就是如此。我们读《论语》，开卷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句子。降至下流，江湖卖解之流，搭起场子，拍着胸脯，也说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科举时代的叙同年，出发点也是从友道而来。
科举既废，这个同年的名义也就消灭了，然而人们这个求友之心，却未消灭。于是不从科举中式着想，而从同时生出的年龄着想，结成联盟。其实这倒是可以真正称为同年，但因为同年两字，已为科举时代的同年占去，免于重复及误会，遂改称之为“同庚”，会叙的时候，则称之为“同庚会”。
我们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同庚会，这个名词，叫作“丙子同庚会”，因为我们都是在清光绪二年丙子（公元一八七六年）那时代生出的。那时我们都在上海，我们的年龄，都是五十岁了。兴致却还很高。发起这个丙子同庚会的最高兴人是谁呢？一位是林康侯，一位是穆藕初，他们两位都是上海本地人，都是交游很广的人。一经号召以后，纷纷列名来加入的共有七十多人，都是丙子生，都是五十岁，都是住在上海租界内外的，有的是闻名已久的人，有的是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是丙子生，我也是五十岁，我也是常住在上海的，在林、穆两君发起的时候，早把我拉进去了，我也算发起人之一。
林康侯，我们是老朋友了，不必去说他，穆藕初乃是新相识，他是在美国学习农业的，也是一位老留学生了。他有一位哥哥穆杼斋，是前清一位举人，也是一位新人物，当最初南洋公学闹风潮，组织爱国学社时，杼斋很为出力。吴稚晖拳打章太炎，他也为之调停。有名于时。现在藕初学习农业回国以后，便是兴实业，办纱厂。但是上海纱厂已多，尤其是日本的喧宾夺主，肆意侵占，上海就有不少日本纱厂。棉花是美国人、印度人，向中国倾销。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工值的廉贱，以事剥削，而使他们发财。
所以穆藕初的计划，不在上海开纱厂，却在中国内地去开纱厂；不用美国人、印度人的棉花，而中国人自己种棉花以供厂用。在内地开纱厂，即使运输不便，他也无意要输出到外国去，倚靠外国人，发什么洋财。
所以他选择在河南省地方，开了一家纱厂，也就在河南各处地方种起棉花来。他是个农学家，研究了棉花种类，改良了棉花种子。我于此种事业完全外行，且年老善忘，语焉不详，想几位开明的事业家老前辈，还能想得起了吧。至于他的提倡昆剧，使数百年的文艺，得以重兴一时，那是尽人皆知，尤其使爱好文艺的人，为之鼓舞，可惜的是夕阳虽好，已近黄昏了。这一档子事，说起来又是一大篇，我今且搁起来，仍谈到同庚会的事。
我们一呼而召集了五十岁同年纪的人，有了七十多位，究竟是何意义，有何作用呢？为的兴学校吗？不是。为的成立一个什么政党之类吗？更不是。那只不过因为同庚之故，大家见了面，互呼一声庚兄而已。（按：这与科举时代的同年相同，只有年兄的称呼而没有年弟，现在同庚会，也只有庚兄的称呼而没有庚弟，可见是尊而不亲。）于是我们几位发起人商量之下，除了约齐了七十多位庚兄开了一个茶话会，大家见面认识以外，另外有了一个小组织。
是什么小组织呢？这个名称叫作“千龄会”。我们约定了二十位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庚兄，成了那个千龄会，现在大家都是五十岁，二十个人合并起来，不是一千岁吗？那就是千龄会得名的由来。千龄会成立了，也就要问是何意义，有何作用呢？实在说不出什么意义，真是什么意气相投，志同道合吗？可也未必。至于有何作用呢？从千龄会中，又组织了一个“聚餐会”。聚餐会的作用如何呢？不过使廿位庚兄，每月聚餐一次而已。
聚餐会是这样的，每年十次，除一月与十二月不举行外，其余每月举行。每次举行时，各位庚兄均出餐费两元，共为四十元，以十人为一桌，可以成两桌（如吃西餐，不分桌次了），每次聚餐，以庚兄两位当值，所有餐费都交给他们，如四十元不够，由他们代填，有余移交下月当值的。（但从来没有不够的，那时顶好的菜，每桌不过十二元，西餐每客普通是一元，高价的一元二角五，庚兄们都不吃洋酒，除加一小账外，没有什么花费的。）
这个聚餐会，行之有十年吧（不过后来以人事关系，有些零零落落），在我所参加的聚餐会中，要算最长命的了。
这二十位庚兄，我现在已不能一一记出了，总之是十分之五六是上海本地人，那是无足为怪的，因为康侯与藕初两人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所号召得来的，自然是同乡了。此外，苏州人只有两人，就是我与孙东吴。康侯屡次向我说，要约几位苏州人加入聚餐会，在苏州亲友中，和我同年龄的可不少，从前我们组织励学会时候，就有好多人，但是他们都不住在上海，谁高兴坐了火车、轮船来吃一餐呢？只有孙东吴（号企渊，老《申报》时代主笔，他比我进入新闻界还早），是住在上海的，就约了他。此外，记得有两位常州人，有几位浙江省人，有一位广东人，姓名却是都不记得了。
聚餐会中有两位特客，一位是姓卫的，也是上海本地人，这位卫庚兄是吃长素的。他的吃素，并不是信仰的。他的吃素，并不是信仰佛教而吃素，也不是为了卫生主义而吃素，据说他自出娘胎，即厌弃荤腥，上海人叫作“胎里素”。我有许多吃素的朋友，但他们鸡蛋、牛奶都是吃的，这位卫庚兄，连鸡蛋、牛奶也不沾唇的，称之为“净素”。谈起吃素，我又有一个插曲了。那一年，李石曾先生到了上海，丁福保（号仲祜，无锡人）请他吃饭。两人都是吃素的，当然都是素菜了。陪客中就有吴稚晖，他是不吃素的。座中都谈及吃素有益于卫生，吴稚晖喜欢说粗话，忽然发言道：“李先生上头吃素，下头是不吃素的？我们上头不吃素，下头却是吃素的。”什么上头下头，说得李石曾有点窘，原来李石曾七十七岁了，还新结婚。吴稚晖吃他的豆腐，他们两个老头儿，原是老搭档，开个玩笑，无足为异，却引得合座为之轩渠了。
我的插话太多了，仍要说到我们的聚餐会，所以为了卫庚兄吃素，每次聚餐，必关照要备几样素菜，中国馆子里不必说，也有厨子能做很好的素菜的，并且有几次，到了夏天，我们大家吃素菜，什么功德林、禅悦斋，上海有的是。至于西餐馆，要吃素菜，就麻烦了。可是那些宁波大菜馆，也能做到，什么蘑菇汤、冬菰汤、罐头芦笋、青豆白饭，乱搞一阵，也可以成为一客素大菜。
那时还有一种新发明的素菜，叫做“素鸡”，味美传誉人口，是一家宝记照相馆的主人欧阳先生（广东人）所发明的。虽然有的素菜馆也能做，但是因为是他发明的，向各素菜馆要收“版税”。发明素菜而要收版税，也是奇闻，那是狄楚青讲的。实在那个素鸡的原料是什么呢？乃是一种豆腐皮做的，而这种豆腐皮，上海不出产，却是从浙江路里来的。刚说插话太多，现在又说插话了。总之卫庚兄的“胎里素”，极为敏感，不耐荤腥味儿，我们是要早为之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