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精神分析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识别和改善焦虑，个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病症是个体不能改善焦虑的结果。除了对焦虑进行改善，还有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是因精神病症而产生）。这些常规治疗方法对于自我的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这一章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方法上。
在发展的初期，自我受制于早期焦虑情境的压力，自我的力量弱小。自我一方面要满足本我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残酷超我的威胁，自我不得不使尽全力去满足双方的要求。弗洛伊德描述自我是一个可怜的小家伙，服侍三个主人，被三处危险威胁【《自我和本我》（192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56页）。，这个描述对于儿童弱小、未成熟的自我来说尤其真实，因为儿童主要的任务是控制自己的焦虑【在一些极端的病例中，这个压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完全阻止了自我的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更反常的病例中，压力不仅作为一个促进手段，更是作为阻碍发展的手段。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在所有发展过程中，需要这个合作因素的最佳关系（对比我的论文《自我发展中的标记形成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Ⅰ》。。
在游戏中，正如弗洛伊德在分析一个一岁半【《超越快乐原则》（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14页）。的儿童游戏中表明的那样：甚至是年纪非常小的儿童也会努力克服自己的不愉快经历。在这个游戏中，儿童把一个缠线的木卷线筒向外抛掷，它消失了，随后收线，线筒又回来了。儿童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他学会了控制不愉快事件的情境——母亲的身影只是暂时消失。弗洛伊德在儿童游戏中识别出儿童游戏行为普遍重要性的功能，通过游戏，儿童把被动经历转变成主动感受，并且把不愉快变成了愉快，他把当初不愉快的经历加上了一个快乐的结尾。
早期的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在游戏中，儿童不仅克服痛苦的现实，而且，他同时利用痛苦的现实来克服自己本能的恐惧和控制内部的危险（通过投射危险到外部世界）【弗洛伊德视投射的起源为“一个处理内部刺激的独特方法，内部刺激引起大量不愉快情绪上升，这种方法有一个趋势：把刺激当作外部的动作，而不是当作内部的动作，因此防御机制开始行动才可能展开，以应对刺激，这是‘投射’的起源。它注定在病理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超越快乐原则》，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29页）。
自我努力把内在心理历程置换到外部世界并且让心理历程自由发展，自我的这种努力似乎与另外一个神经功能有联系，弗洛伊德在创伤性神经症病人的梦境中识别出这个功能的存在【弗洛伊德这样写道：“梦境生发的焦虑在白天受到忽略，其结果是导致了创伤性精神官能症。这些梦境通过回顾的方式，竭尽所能控制刺激，梦境因此提供给我们观察神经器官的功能。虽然它不与愉快原则产生矛盾，它却是独立于愉快原则之外，而且似乎比获得愉快和逃避不愉快的目的要更原始一些。”（《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32页）。
置换本能和内部危险到外部世界的做法使得儿童不仅可以更好地克服焦虑，而且使得儿童为改善焦虑可以做更多准备【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已经看见个体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他的自我不能完全承受他的本能焦虑和他对内化客体的惧怕，自我试图通过部分无视和否认心理现实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对于我来说，儿童在游戏中对克服焦虑多次做出的努力，这是儿童“通过发展焦虑的方法来控制刺激”【关于梦境和游戏之间的紧密关系，对比此书的第一章和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起源于儿童心理原因的焦虑被置换到外部世界，这个置换伴随自我破坏本能的外部偏向的发生。置换具有增加客体重要性的效果，因为它与那些客体或者它们的替代物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的积极应对趋势同时得到确认【德文版本的用词是“被激活”（activated），英文译者认为是“确认”一词，这个词的拼写有误（“激活”和“确认”这两个词的德文拼写相近，后者多了一个字母“s”）。——译注，客体因此变成儿童危险的来源。但是，客体如果以友好的样子出现，它们就代表了对改善焦虑的一种支持。
弗洛伊德把“抛掷木线筒”解释为儿童针对母亲进行施虐的报复性冲动行为（母亲抛弃了他）。【《愉快原则之外的部分》，《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14—26页。但是，当儿童又收回线筒时，表征母亲回来的事实。这个游戏似乎表现了被伤害的母亲得以神奇复原的现象【我在此书的第九章中已经指出罪疚感是最早期活动和升华的推动力。，因为我们认为抛掷等同于弑母。
除了投射使得焦虑得到释放以外（它使得内部本能刺激被当作外部刺激），由于置换的发生，内部危险与外部世界得以产生联系，这样就带来很多好处。儿童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冲动曾经一起针对母亲身体内部，而害怕危险和侵犯强化了这种本能（这些都在儿童身体内部不断进行，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对它们进行控制）。通过置换，儿童能够发现外部环境的本质，并且检测自己采取的应对办法是否可行，因此真实的外部危险更容易被解决。现实检测是一项有力的激励措施，它促进儿童发展渴求知识的本能和开展其他行动，所有的行动都帮助儿童保护自己免受危险，哪些行动击退恐惧，哪些行动确保个体对客体做出补偿修复。所有这一切都以相同的方式（它们作为冲动的早期表现）起到克服焦虑的作用，对抗既来自自身内部又来自真实世界和幻想的各种危险。
内射和投射之间的互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应超我形成和客体关系【参见第九章。两者之间的互动，其结果是儿童找到驳斥害怕外部世界的方法，同时，通过内射真实而“良好”的客体来缓和焦虑情绪。由于良好真实客体的存在还可以减少儿童对内射客体的恐惧和儿童的罪疚感，儿童对内在危险的恐惧加强他对母亲的固着，并且大幅提升儿童对爱和帮助的需要。弗洛伊德解释说我们能理解的儿童焦虑，他的焦虑可以被归结为一个原因：儿童想念他所爱的人或者他渴望见到想念的人【《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6页）。。弗洛伊德把焦虑追溯到未成熟个体完全依赖其母亲的那个阶段，想念所爱和渴望见到的人，经历得而复失的爱、危险客体的消失、黑暗中独处的恐惧、与不相识的人独处的恐惧，所有这些都是早期焦虑情境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说，都是儿童害怕的内化危险客体和外部危险客体。在晚期发展的某个阶段，除了这些焦虑，还有对客体的忧虑，儿童现在害怕他的母亲会在自己幻想攻击中死去，他会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说【同上，第169页。：婴儿还不能区分暂时离开和永久离开。一旦婴儿看不见母亲，他就会做出行为反应，似乎他永远都看不见母亲了。儿童必须重复经历母亲不会消失的事实，最后确信这个真相：母亲暂时消失以后还会重新出现【但是幼童只能在如下的情况得到安慰：他最早期的焦虑情境不占据显著地位，而且，在超我形成中，他与客体的关系在游戏中表现了出来。我多次发现，年纪较大的儿童对母亲的离开做出最早期焦虑情境的反应，在这种焦虑情境的压力下，儿童认为母亲的暂时离开是永久离开。在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中，我报道了一个六岁男孩的病例。他让我扮演一个“仙女妈妈”的角色，这个角色的任务是保护他，让他免受父母的迫害，并且，帮助他杀害父母。我还得一遍又一遍地从“仙女妈妈”马上变成“坏妈妈”，作为“仙女妈妈”，我要给他治疗野兽（父母的联合体）对他造成的致命伤害；但是，接下来我又要离开一下并且马上回来攻击他（换成“坏”妈妈的身份），他说“出门的时候是仙女妈妈，你永远都不知道她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坏妈妈。”这个男孩从婴儿期就对他的妈妈有强烈的依恋，他深信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已经遭遇不测。其结果就是他刚刚才见过母亲，他马上就没有安全感了，觉得她已经去世了。。
根据我对儿童的观察，母亲必须以她真实的存在多次证实她不是那个“坏”而充满攻击的母亲。儿童需要一个真实的客体，抗击他对可怕内射客体和超我的恐惧，再者，母亲的真实存在证明她没有死亡。随着儿童与现实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儿童更多使用他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各种活动和升华，帮助抵抗超我的恐惧和超我的破坏冲动。我讨论的出发点是焦虑激发自我的发展，儿童在克服焦虑的努力中，儿童召唤自我支持建立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与现实的关系，所以，为了儿童适应现实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努力建立客体与现实的关系非常重要。
幼儿的超我和客体并不是一致的，但是超我持续不断地做出努力，使得它们的角色可以互换。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减少对超我的恐惧，部分原因是能更好地满足真实客体的需要（真实客体的需要不与内射客体的幻想要求重合），因此幼儿的自我负担了超我和自我的冲突，而超我包含了互相冲突的各种意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的要求。除了这些以外，幼儿必须应付超我要求和真实客体的要求，结果，幼儿总是在内射客体和真实客体之间——在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摇摆不定。
在幼儿阶段，超我和本我尝试互相适应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本我的压力和超我的严厉吸收了自我目前为止的全部能量。在潜伏期的开端，当力比多的发展和超我的形成都已经圆满完成，这时候的自我变得更强大，可以着手在更宽广基础上调整各相关因素的适应性。力量强大的自我与超我联合，建立一个联合援助计划，它首先包括了自我的顺从，以及自我对真实客体和外部世界的适应。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儿童的理想自我是“举止礼貌得体”，满足父母和老师对“好”儿童的期待。
但是，这个稳定期在青春期到来之前被粉碎，青春期更是没有稳定性。力比多重新登场，这个时期的力比多强化了本我的要求，而同时超我的压力得以增加，自我又一次被猛烈挤压，自我面临必须做出新的调整的任务，因为以前的调整适应已经不合时宜。本能冲动不能像以前那样被压制和限制，儿童的焦虑由于这个事实而增加：儿童的本能现在可能更容易在现实中获得突破，导致比幼儿时期更严重的焦虑后果。
自我与超我达成一致。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目标，儿童需要放弃原先爱过的客体。我们观察到青春期的少年常常与他周围的一切发生摩擦，他常常盼望新的客体出现。其实，这样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是和谐的，因为，这时候现实施加各种要求更高的任务给青春期的少年。在他发展变化的道路上，他不断逃离原初客体，最终他脱离自己的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客体，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原则和理想。
个体最后的稳定期要在他完全经过青春期以后才能达到。在这个阶段的终点，他的自我和超我终于能够就建立成年人的目标而达成一致意见，个体现在适应自己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而不仅仅只是依赖于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虽然他认可这个新的现实的主张，他却把这些主张设置为他自己的内部要求。当他成功脱离他的原初客体以后，他在普通的客体上获得了更伟大的独立。这样的调整取决于他对新的现实的认可，并且，这个调整在更强大的自我的帮助下发生效果。在他的性生命绽放的第一阶段，压力对自我的强化做出很大贡献（压力来自本我和超我的夸张要求之间的压力情境）。与此相反，我们常常可以看见抑制这种压力的结果——对他个性产生约束，这种约束效果常常是永久性的，在此阶段结束时彻底完成。虽然童年第一阶段蓬勃发展的幻想，以较小的程度，伴随着性生命的出现而第二次出现，但是，当他已经经过了青春期后，他的幻想就被毫无意外地严重挤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幼儿期还有一点，我们已经看见，超我和本我在这个期间还不能相互妥协；在潜伏期，自我和超我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两者联合一起创造了稳定；在青春期阶段，与早期相似的情境再一次出现，个体的精神稳定再一次紧随其后。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两种稳定的区别，我们现在能够看见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两种情况中，自我和超我达成互相适应，彼此同意建立一个符合现实【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弗洛伊德说：“正如自我控制通往外部世界动作的道路一样，自我也同样控制通往意识的道路，在压制的过程中，自我在两个方面施加它的权利……”（《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95页）。另外，他说：“我描绘了一幅自我依赖本我和超我关系的图，而且自我在这两者面前是多么的无力和焦虑。”（同上，p.95。）关于自我成长，我的理论是与这两个陈述一致的，因为这个理论表明超我和自我相互作用并且决定个体发展的整个历程。要求的“理想自我”。
在这本书的更早一些章节中，我曾经尽力表明在潜伏期的肇始，超我的发展与力比多一起停止不前。我特别强调我们各个不同阶段都要处理的重要一点：在俄狄浦斯冲突下降以后，跟随其后的不是超我自己的变化，而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成长包括了超我地位的巩固。在潜伏期，儿童的自我和超我分担了适应环境的目标任务和那种环境中的“理想自我”的角色任务，这个事实（而不是超我发生实际改变）可以解释潜伏期总的稳定状态的现象。
我们现在必须从讨论自我的发展转移，我们要考虑这个过程与克服焦虑情境的关系，我认为克服焦虑情境是自我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曾经说过，幼儿的游戏活动通过连接幻想和现实，帮助儿童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危险。让我们拿小女孩办家家游戏中的“妈妈”角色举例，正常儿童的分析表明这些游戏除了满足儿童的心愿（包含早期焦虑情境中最严重的焦虑），在小女孩反复渴望洋娃娃的想法中，还存在着小女孩的安慰和确信需要。小女孩得到洋娃娃的事实是她没有被她母亲抢走孩子的证据，以及她的身体没有被母亲破坏，她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另外，照顾她的洋娃娃，给它们穿衣服（女孩已经把自己与洋娃娃等同），她确信自己曾经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因此减少了她被抛弃、无家可归和变成孤儿的恐惧，这种自信在某个程度上也在其他游戏中表达出来：比如，男孩和女孩玩过家家和旅游的游戏，这两种游戏都是儿童渴望找到一个新家的愿望——最后的归属都是重新找到他们的妈妈。
典型的男孩子游戏清晰地表达出男性特征。这些游戏跟马匹、火车和马车有关，游戏象征着进入母亲的身体。在他们的游戏中，男孩子们一次次地上演每种不同的场景，在母亲体内与父亲打斗，与母亲**；在游戏中，男孩与敌人斗争，自我防卫的胆量、技巧和精明都确保他们成功地打败他们的父亲，男孩的胜利减少了对父亲的恐惧。通过这些斗争方式和通过与母亲**，他获得了阴茎和性能力——这两者都是男孩最害怕的事情，而且，在游戏中，伴随他的侵犯趋势，帮助母亲恢复完美的愿望一起出现。他要向自己证明，他的阴茎不具有破坏性，他以这样的方式减轻他的罪疚感【这个话题将在第十二章中完整讨论。。
儿童在游戏中无拘无束的巨大乐趣不仅来自他们的心愿已经圆满完成，而且来自他们在游戏中对焦虑的成功克服。在我的想法中，这不是两个分别完成的不同功能，真实的情况是：自我采取每一个“实现愿望”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克服焦虑的目的。因此，一个复杂的过程运作所有自我的力量，儿童游戏帮助其完成从焦虑到愉快的转变。我们将在后面仔细讨论这个重要的过程怎样影响成年人的精神生活和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