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些地方，不过想免去冲突，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作用；此外还有积极的作用。质言之，不独可免社会间的冲突，亦可促社会全体之进步。
因为人类有天然之惰性，往往狃故常，爱保守，毫无改革求进的志趣；如家庭之世守祖业者，就是这样。惟政府是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可使社会上的人减少惰力，而增加社会全体进步底速率；有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绝大的效果。
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止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没有多大的效果。现在因为有一道部令，令小学校通同用白话文教授。这样一来，从前反对的人，近来也入国语传习所，变成赞成的了；从前表示赞成的，这时更高兴，更来实行起来了。试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缩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数人鼓吹的工具之实施期间，政府权力之重要，为何如者！
再举禁鸦片烟一事为证，十余年以前的人，以鸦片为请客——甚至请贵客——之珍品；而今却不敢自己吃；从前认为阔绰的情事，而今认为犯法的行为：这亦不外政府权力所使然。自然，有些地方，鸦片还是横行；可是鸦片之所以横行，非有政府之过，乃无政府之过，无好政府之过。试思不好的政府，犹可使有那样的效果，假使有了好政府，鸦片岂有不全被禁绝的吗？
所以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的进步。
综前所说：好政府主义有三个基本观念：——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
（2）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
（3）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以下再说由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所得到的益处：
第一，可得到评判的标准。从上面所说的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得着个批评政府的标准。以工具主义的政府观，来批评政府，觉得凡好工具都是应用的，政府完全是谋公共利益及幸福的一种工具；故凡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
第二，可得到民治的原理。政府之为物，不是死板板的工具，是人作的，要防避他的妖怪；《西游记》中的妖怪，加害于唐僧的，如老君的扇子，青牛哪，童子哪，都是工具，只因为主人稍为大意，工具变成了妖怪，就能害人。我们做主人的人民，如果放任政府，不去好好的看守他。这种工具亦必会作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得到民治主义的原理。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而老主人不能不常常的监督他，不可不常常的管束他。这是民治主义之浅者，其深义待一涵先生讲之。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刚才说的工具是应用的。不能应用时，便可改换；茶杯漏了换一个，衣服敝了换一件；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是浅显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之下，革命是极平常而且极需要的，并不是稀奇事。
上列三项，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引伸义。
复次，好政府主义的实行，至少须备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要觉悟政治的重要。大家须觉悟政治不好，什么事都不能办。例如教育事业，谁也相信是要紧的，而北京近年的学校，及武昌高师，因为政治不好，相继感受恶影响。且也政治不好，连实业也兴办不成：去年京汉、京浦路上，打仗一礼拜，而中国煤矿业的商人竟损失了二百五十万之巨。今年武昌、宜昌及其他惨遭兵祸的地方，乃至连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好政府主义的实行，第一须有这种觉悟。
（二）要有公共的目标。有了觉悟，而灰心短气，不定下一个目标出来，也不成功。我们简单明了的，人人能懂的，人人承认的公共目标，就是好政府三字。如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凡研究尽可高深，预备不妨复杂，而目标则贵简要。故我以好政府三字为目标。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便易于实行。
（三）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厌世家每叹天下事不可为；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这是谋好政府的实行所必备的第三个重要条件。
三个条件，是必须完全具备而不可缺一的。
诸君！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是平常的简单的浅显的老生常谈；然要知道必得此种老生常谈实现之后，中国乃能有救！
我在济南十八日晚接教务处电云，学生为讲义费事哄闹，校长以下辞职，我很怀疑，次日即来京。当时我恐怕辞职的职员，少了我一个，我竟漏网了，倒难为情。到京以后，询悉内容，见学生上课如故，并有多数学生皆起来协力维持，我又觉得很乐观。在前清上海方面，学生闹风潮的事很多，我也是闹风潮出学校者之一。当时我在中国公学，不过所闹的事，是因为对于学校组织不满意，且出校以后，还产生一个新学校来，即如在南洋公学脱离的学生，出来组成一个爱国学社。这个学社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家皆知道是一个重要机关。在复旦脱离的学生，出来组织一个震旦。此皆是不仅仅为破坏，还有建设。如我们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我觉得很不满意。幸而后来尚能有多数的人出来维持，不然岂不是以少数人，把学校闹坏了吗？我对于此次风潮的意见，在二十五期《努力周刊》上已说过，今天不必再说。今日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大家须向一条建设的道上走。所谓建设有四项：（1）是图书馆，（2）是寄宿舍，（3）是大讲堂，（4）是提高学校程度。没有大图书馆，可说是无从研究学术。没有寄宿舍，万不能养成一种校风。没有大讲堂，则关于名人临时讲演，用以普及大学教育知识的事，势将无从做起。所以今年开学以后，第一次会议，即将建筑图书馆议案通过，决定协力做起来。自今以往，希望打起精神，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上注意了。
<!--PAGE10-->沪汉事件已经发生好几天了，我都没有发表意见。我之所以没有发表意见者，一来是因为我们作学问的人，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就是事事不敢忽略事实。这件事情发生的头十天，我还不很知道事实的真相。无可疑的事实固然有几点，其他的有好些不敢相信，有些竟至于矛盾，所以不便随便妄下判断。二来因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门，不知道甚么，所以也无从说起。三来因为我病好一点出门来，各界的意见和议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也没有说甚么。现在事实已较明了了，我的身体也较好了，而在各种意见当中，主张较和平一点的人，似乎很是不能见容的样子。所以我想说几句话。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在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我的话也很平淡，没有甚么出奇了不得的地方。听说有人在执政府提议要把梁任公先生驱出国境，我觉得这大不好。我们不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吗？真正自由的精神在哪里？出版有自由，言论也有自由。一个人只要他有种意见，在他自己总有发表出来的权利，在我们总不能禁止别人发言。意见的对不对又是一个问题，就算不对也尽有商量讨论的余地，何至于就说不爱国了呢？譬如昨天报载说我介绍学生与英公使见面，并说我与英国人勾结起来了。其实这件事是平常的。格里博士在英使馆做事二十年了，他很熟悉中国情形，中国朋友也很多。他托欧美同学会秘书章元善先生，章先生又再三向我说英使很想见见学生界的领袖，看看彼此的意见究竟如何。我想这也没甚么坏意，一面又是受朋友的再三委托，所以我才把此意写信到北大学生会的。同是中国人，我们是一样的爱国的。
今天是为中国少年卫国团说话。既是少年来找着我们中年人说话，无论对不对总得贡献一点意思。我的意思大约可以分为三层：
（一）要调查事实
（二）要有负责任的态度
（三）要认清楚步骤
（一）事实问题
据报上所载说：“巡捕房之首领爱伏生亲自供开枪之前只有十秒钟的警告，警告是用的英语，而所发之枪四十四响。”这是无可疑的。六月一号以后的事实，至今尚不十分明了。那一部分的参加运动，如何抢，如何打，亦不十分清楚。汉口九江之事亦然，既然事实上有许多困难，故不容易加入动机与判断。梁任公先生的意见与北京大学教授的意见所争的就是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我以为主张调查事实，不一定就是主张的只是法律问题。因为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都要交涉才行，而交涉则非有事实为依据不可，可靠之事实则非详细精密的调查不可。至于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同时进行的。总之我们于热烈之中当存理智，尊重事实。
<!--PAGE11-->（二）责任问题
何谓负责任？就是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对于自己的主张负责任，就是有负责任的态度。
譬如主张宣战，就要把宣战的效果想出来是怎样，有如何的影响。不要只是口里说一阵宣战就完事。谁去打战？怎样战法？陆军怎样？海军怎样？军械怎样？军费怎样？既是主张宣战，总得要筹画一下才算负责任罢。
又如主张经济绝交，这四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是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于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交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不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批评其主张的原故。
又如主张派兵到租界去。看起来调兵是很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兵到租界或租界的四围如像汉口所作的事，是不是与我想派兵去维持治安的意见一致呢？萧耀南的兵随便杀人，随便禁止。汉口还算统一一点。而上海有奉直的关系，孙传芳，张宗昌，郑谦，各有其用意。于此割据状况之下，调兵是如何呢？如果都像冯玉祥的兵队或者还可以。你们不看见中国的军队为烟土的事，就自己打战吗？
又如罢工罢市，在上海的人自睹惨况，身受其殃，他们罢市罢工，可以不谈了。其他的地方，如北京英使馆内或其他英人办的小工厂，运动罢工或者可能。但是这些地方罢了工，除了自己受极大的痛苦而外，而仇敌并受不到多大的害处。
（三）步骤问题
何谓步骤？就是我们做事要有一定的手续。关于这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以为应该分成两步去办。
第一步就是上海残死事件及连带的汉口等处事件之解决。
第二步就是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解决。
一为暂时的问题，一为永久的问题；一为局部的问题，一为全体的问题。第一步比较容易一点，可以用很笨的武器——罢市罢工——去办。至于第二步，可就不容易再用罢市罢工的手段了。用之效果小而易自蔽。何以说呢？因为这种群众运动，罢工罢市很不容易维持。比如上次五四运动全靠蒋先生他们在其间领袖一切，而目的又只在罢免国贼三人。今年的民气比较还是那年留下一点的好处。在第一步里面我们可以分做两层去办。
一层就是我们解决上海事件所提出的条件，至少要包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保障此次罢工工人，制止越界筑路，取消印刷附律等项等律，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工部局投票权等。因为这些都是上海亲受其苦痛的人提出来的，我们非尊重之，替他们争得不可。汉口等地的连带事件，也应照样的进行。如果这点都办不到，我们当然继续的罢工以及经济的抵制。
<!--PAGE12-->一层就是我们在解决上一层的时候，要附一个觉书，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约，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这事很多人以为不可能，在我看来却是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为什么呢？那些条约或是利用他们的武力，或是利用我们的愚痴，其不公平而应该修正，理至明显。而且条约也总含有一点时代性，过了这么多年，还可适用而不修改吗？就以今日六国使团的通牒而论，说我们有排外的运动，他们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所以我们提出修改也是极正当的。其他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然是赞成的了。所以我说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有修改条约的必要。以上为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根据第一步的要求，开修改条约的会议。我们应当用全力为此事奋斗。我们应当有国际公法学者的组织，研究不平等条约为修改条约的预备。我们应当设立对外宣传机关，以表示我们的决心与理由，而得各国人士之了解与同情。我们工商学各界应当有严密的组织，以为外交的后援。这样一来，不患不成的。
大家能够容忍我说这一番话，我很感谢。
《益世报》记者把这个题目误刊为《中国问题的一个侦察》，也很有深长的意味，或者还来得更适切一点。法庭上的侦察是用侦骑的敏捷手段，用种种细心巧妙的方法破获案件，讯问罪状。诊察是医生临床验验体温，检查血液，化验排泄物，看有无病根在里面的意思。中国国势糟到这步田地，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化验来检察，鉴定一个病状，看看究竟患什么病，虽然怎样设法来救济，还可留待高明。
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前天汪精卫先生出国临别赠言中，也很感慨的说现在中国还是有军阀在割据称霸，或互相混战，不能称作统一的国家。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虽然我们自己可以否认，说是一个国家，但九月十八最惨痛的国难纪念的前夕，山东的军人正在开始互相炮轰；今日的四川也在混战局面中。这种百孔千疮，东破西烂的局面，正足以证明我国新患的软弱痪瘫的病，好像一个头很大而屁股很细弱的患软骨病的小孩子一样，在国家的队伍中立不住，站不起来。
中国所患的病状，为明瞭起见，可分内外两层来讲：内邪外感。从前我发表一篇文章《我们走哪条路》（记者按：该文见去年北平《晨报》及《大公报》）里面即说明中国内病之重，内病有五种，我叫做五鬼症：
<!--PAGE13-->第一是贫穷。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贫穷是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然而中国在历史上实没有一个时期不贫穷的。贫穷到了为一角钱惹出人命，女太太因为一二个铜子而至打架吃鸦片上吊，因为五寸鞋面布而至于婆婆打死儿媳妇。这种消息是常见于报纸的。所以中国的穷不仅由于外感，基本原因尚在生产的不发达。中国人未尝富过，没有一篇旧小说是描写富的。
第二种病是弱。中国人向来衰弱，历史上的诗人所歌颂的名士是弱不禁风，美人是工愁善病，是以风气相沿，体质愈弱。士人拿贫弱来骄人，以为贫弱既不能超脱，乃以君子固穷来解嘲，正如寓言上的狐狸，虽然想吃葡萄，却因为得不到，便说葡萄是酸的，本来不高兴吃。
第三为愚昧。中国的病症，因为贫穷和体弱已很沉重，加以知识上的贫弱，便益不能堪。今日大家都说新教育破产，然而旧教育如何？在我们的父亲祖父时代，他们只用几个钱买书，一元钱便可将所用的书籍买全。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大学》《中庸》等等，高等的便是《诗经》《礼记》《书经》《左传》等等。只要将这些书念了，便可以中举做官，最高等的教育如此；更少数的人便是做点学问考据，吟咏诗词章句，做名士做学者。这中间《易经》只是卦辞卜筮，《春秋》是断烂朝报，《礼记》只是礼制典章，只有《诗经》还有价值，然而也只是一些情诗，几千年以前的诗。念的书是这样的书，做的文是八股文，试问对于知识上会有什么影响？试想想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学。这第三种病症，实是中国的致命伤。
第四是贪污。一般都说中国为礼义之邦，然而现在这种贪污的现象，却非任何帝国主义所造成，为国粹，为国货，乃由贫穷而来的。由老妈子买零物揩油一二个铜板以至高级官吏买军火，几百几千几万元的贪蚀，是同属一个系统的。
第五是纷乱。中国内乱自古已然。历史上如李自成，如张献忠，如黄巢，如张角是最著名的。从前二百年或三百年一朝一代总有一次内乱。友人李四光先生曾加以详细的研究，觉得自周朝以来差不多每三十年或五十年，不是小乱就是大乱。在全国历史上没有长久不乱的时期，也没有一二省从未经过纷乱的时期的。这也是土货，国产；以后洪杨之乱，或不无与西洋接触的影响，然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却不能诿之外国影响，皆是自内而生的。
因以上五种病症的结果，今日之外患，集外国之文化经济力量以俱来，固不能抵抗，即历史上外患，除匈奴外（缺一页）再高一点点考策论。这样国家不费一文，也可以达到拔取人材的目的。方法虽然错误，但是制度是很公正的，虽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弊端，原则上也很公平。一省选考举人，全国选考进士，然后抽签分发各处做官，甘肃人也许分发到江苏，江北人也许分发到江南，这样的互相调剂，不分畛域，也没有什么异议，即在不知不觉中间培养出一种有国家之存在的观念。当时的知识阶级，即是这样的被维系着，虽然交通行旅不便，也不顾一切的去应考，一而再，再而三，那再三没有考取的，也并不怨国家，只是自己嗟叹“命也夫”！
<!--PAGE14-->所以以前的治理者，国家略夺［划］建造的人，尚能够以制度来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感觉（Nationalsess），和民族主义。此外更有旁的办法如御史制度，道员制度，也可有相当的成就。因此令人感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在，必定有他的原因的。譬如用考试方法来甄拔人才，在原则上很不错，而是最好的办法，虽然用八股是不对，那只是枝节的问题。当时因为激于内邪外感之夹攻，因怀疑八股科举，便将这考试的精神也一并除去，使二三十年来，没有文官考试制度，用人只是亲戚故旧，于是以前一点较好的办法，现在完全没有了，一点统一国家的影子都没有了。这样的国家自然是站不稳的。
现在我们对西方的文化自然是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已接受的是什么呢？只是今日汽车，明日电灯，今天烫发，明天唇脂。这样的接受，因为内邪外感的作用，在现在的世界上还是站立不稳的，我们即使坐在汽车里面，也不会舒服，不会觉得这世界是我们的。
中国的病，不是可以枝节救济的，譬如身体衰弱，我们开一次运动会来救济，身体是好了一点，可是金丹白面也随着进来，旧病未除，新病又来。现在不能仔细的分析五种病，和提出救济的意见，但就愚昧一项而言，如办教育，新式教育成绩不好，或者不是因为教育原则的错误，而是办理的不得其法。然而旧教育的成绩又在哪里？旧教育的几种性质不妨利用，但是决不能返诸旧教育。我们应该平心的想一想，教育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如人？个人以为关于教育的问题，有很可以注意的几点。
（一）宗教在中国最早的宗教是道教，乃是综合许多不同的下流迷信，归纳而成的，毫无存在的价值。其次是佛教，虽由外洋流入，其大乘小乘，讲神仙佛道，与道教同是虚妄的迷信，而没有文化人格的感化力量。宗教是无知识者的教育，是一般人所常常按解的，然而中国的宗教教育，仅有道德的制裁力。
（二）文化基础中国文化本很枯仄，几经淘汰，占有势力的便是儒家，儒教哲学除去荀子一派，便只有六经，是最枯燥无聊的东西，不能作为文化的基础。而西洋与孟子同时的为欧几立德，亚基默德斯，新造了几何学，发明了不少物理上的定律。有人把孔子比亚理斯多德，然而亚氏搜集了多少动植物的标本，更奠定了逻辑科学的基础。他们又以柏拉图比孟子，然而柏拉图曾说过：“不懂算学者不得入吾门。”而中国文化范围是这样的狭小，对于庄墨之学又肆意排斥，结果只余六经，这样单调的孔孟之学如何能作为文化的基础呢？
（三）传记文学中国向无传记文学，因此未尝有伟大人格遗传下为后人的楷模。《史记》《汉书》的传记绝不能去和柏拉图，绥纳芬以及刘德立许的苏格拉底传相比。虽然不少伟大的人格，文学家却没有去当作优美文学的题材，去作写生的对象。这很重要的传记文学，中国竟无丝毫基础。
<!--PAGE15-->（四）母教妇女占民族的一半，然而即连做人的资格也给剥夺了，一向对待女人，视同牛马，且更缠足以困之。这样的女子，哪里能够给子女以良好的母教。西洋的妇女在以前也是颇受歧视和虐待的，然而所受的教育是好多了。
（五）通俗文学中国一向对于通俗文学太不注意，殊不知它是影响民众心理最甚的东西。社会上领袖士大夫不注意，于是委之于妓女歌姬，成为诲盗诲**的工具。把一种良好的领袖教育忽视了。
到了现在，大家知道教育破产，教育不够用，便应当从这些基本原因上去求根本的改革，从宗教文学各项去设法补救。
本题过泛，不能详言。然而我们至少应该根据这种论断，力自反省。不要责人，只须责己，应该自己拿镜子照照，详细检验一下，分析各种病症，努力不会白费，模仿不是耻辱。中国的病症，也许要在这种态度上求治。
太平洋学会两年前在上海开会的时候，鄙人曾经很荣幸的充任主席，今天在这和平美丽的环境之下，并且得加拿大诸位同志光荣指导，能躬逢第五次大会之盛，这是鄙人感觉异常愉快的。
两年前，鄙人在致大会开幕词的时候，曾经说过：“今天本会开幕，至少的将要长久的被纪念着，不但在本会的纪录簿上如此，就是在其他具有国际性的一切团体里也要这样，因为我们能树立一种光荣的先例，就是：在和平时候拿着具有国际眼光自期的人士，遇见有狂妄的行为得势，感情支配一切的日子，一定不可抛弃冷静的思考，忍耐的研究和开诚的讨论的理想。”在目前狂妄的行为依然得势，感情依然支配着一切的时候，我们太平洋学会的各代表又来到这里开会，对于使得太平洋各国发生歧见的各种问题，又在冷静的思考着，开诚的讨论着，这是一件很可以感慰的事，莅会的全体代表诸君，现在显然是没有什么不满意，去接受上海大会所树立的先例。代表目前关系不十分严格和善的国家的代表诸君，这一次莅会，并没有带着上次沪会开幕以前几星期中所抱的怀疑和犹豫。
今天晚上，应加拿大协会的宠招，吩咐鄙人代表中国代表团说几句话。诸位当中，或许有人期待鄙人，用中国代表的资格，要陈述远东冲突事件当中，中国方面的理由。倘使有人存着这种期待，那就一定不能够得到满足了。鄙人今晚倘使利用这个机会，发表宣传性的演词，未免对于主人方面是失礼。
鄙人是学哲学的，所以在诸位前面，想略微发表一种关于太平洋会的餐后哲学演讲，或是用更时髦一些的口头禅讲，也可以当做发表一种太平洋会的规律。
鄙人哲学规律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在大会里边，不应该仅仅乎把我们自己看做代表某一个国家的团体，我们的主要点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机关的代表，它的目的是在“用着一种增进相互关系的观点，去研究太平洋民族的情形”。这一条是很需要的，因为能这样，我们才可以超出国族的成见，按照和我们一同生活和贸易的其他民族的看法，去探求理解我们的国家问题的方法。鄙人记得两年前在上海开会的末一次，日本新渡户博士曾经请求主席，让他发表对各代表的告别词。他当时讲道：“我们在大会当中，是用各国代表的资格讲话。但是在散会以后，是用大会会员的资格讲话。”他这简短的语句，使得鄙人在这两年当中，时常的想着，鄙人对于这位老友怀着敬意的要直说一句，就是鄙人愿意比他再进一步；鄙人以为一位会员在会议里面，倘使不能用会员的资格去思考和动作，那末他在会外的时候，也决不能那样的思考和动作，在这种的会议当中，国家观点的价值，只有在关于材料的方面，对全体的贡献。倘使我们不能认真的尝试着理解全体的意义，那是决不能充分理解独特的观点的。
<!--PAGE16-->第二条的规律就是，我们出席会议的时候，应该有一些科学的思想。我们希望米里甘博士（Dr.Millikan）、萧特维尔博士（Dr.Shoell）、摩尔登博士（Dr.Moulton）能指教我们，什么叫做科学方法。鄙人以普通人的资格，敢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在讨论国家和国际问题的时候，科学的思想就是等于能负责任的思想。每人全应该想到他所主张的理论，或者所赞助的机关，将要发生些什么可能的影响，并且应该对于这些影响，担负道德上的和智识上的责任。愿意拿各种影响去试验每一种的小理论或是政策，换句话说就是用负责的，科学的态度去思想。我们所应付的问题，就是国家和人民的问题。这种工作是危险的，这种责任是重大的。一种关于金融的不好理论，可以毁坏几百万人家，一种无意的关于政府的理论，可以被政府拿了去做一种有祸害的政策的理由。我们现在所做的一种工作，就像中国古代圣贤警告我们的一样，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我们在思想或者发言的时候，怎样敢不存着一种恭谨律己的态度吗？
鄙人对于其他的“空白规律”，很可以一桩桩地照样讲下去，例如其中至少应该包括一条，就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些幽默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对于一种坏的开玩笑，可以谈笑的对付过去，或者对于一些些耍脾气的事，付之微哂，以便于使得太平洋会的主席的工作，可以轻松一些，但是鄙人在这十三分钟的时限当中，只好把其余的九十七条一概抹煞，抢先把最末一条讲讲，那就是我们对于工作，应该具有信仰。
当我们四顾，看见世界仍然是受荒谬的行为和武力所统治，国际仍然是被憎恨和猜忌所分离，各国重新卷入了军备竞争的漩涡，几十年来构成的太平洋和平机构，现在全被摧毁得无影无踪——我们就不能不感觉，像我有时所体验到的，就是我们一切的科学研究和经济讨论，在遭遇着这一种强硬的残酷的实际的时候，是如何的脆弱和空虚。但是各国有思想的人士，在失望之下，如果便放弃了奋斗，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失败，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能诚恳的尽职。这也许是愚昧和思想肤浅给我们的报应，我们或许还可以用真理和有规律的思想去补救。在我们开委员会的旅馆里的某一间室中，有这样一句格言：“真理是有力的”。（Portisestveritas.)我以为一个人的信仰，是格外的有力哪。这次从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铁道和轮舶往来，并且现在正对着无线电播音机演讲，（这是人类最近的伟大发明）叫鄙人不能不抱着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以为人们既然能在落山机开凿隧道，能横渡重洋，并且能征服天空，那末将来他也能够用勇敢的思想，明智的政治家手腕，使得世界可以为人类而安全。
<!--PAGE17-->主席，诸位，余此次出国非常匆忙，在加拿大与美国仅居三月，此三个月中之惟一目的，乃为参加太平洋学会第五次会议。今天贵校（指清华）请余演讲“太平洋学会”，不过报告些简单事实，并无多大意思，但诸位来听讲者竟如此踊跃，令余非常诧异，兹特敬谢诸君盛意。
关于太平洋学会重要情况之报告，已详载于最近一期之《太平洋汇报》，无须在此再讲，余亦不欲再讲，今日所讲者乃余个人简单之感想。然在讲感想之前，又不能不将太平洋学会之组织及论题之大概，约略言之。太平洋学会为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至今已有九年之历史，规定每二年举行常会一次。此会议乃系第五次常会，第一第二两次常会，皆在檀香山举行，第三次在日本，第四次在上海，本年第五次常会，在加拿大举行，有十一国参加，为中、日、英、美、加拿大，苏俄，荷兰，菲律滨，澳，纽锡兰与法（法国今年新加入），此次常会共到十国，苏俄未到，其未到之原因，据推测有二：（一）或谓苏俄因加拿大法律，凡共产党员在其国境以内者，可随时逮捕，驱逐出境，虽经加拿大再三声明，此条法律不适用于俄国代表，但苏俄仍不肯派代表参加。（二）据另一方面之推测，谓苏俄为节省经费起见，所以未派代表出席，此二说孰是孰非，姑不置论。总之，苏俄未能赴席，确为此次会议中之惟一缺点。会议之最重要组织，厥为圆桌会议，所谓圆桌会议，乃分为若干小团体，分别开会，可自由发言。其所以采取办法者，乃因各国代表共到一百余人，而每国代表团更携有专家秘书，故总共出席者不下二百余人，若全体一齐开会，事实上势必发生困难，所以每天分为四组开会，此即圆桌会议之谓。圆桌会议在每天上午讨论专题，下午则游览名胜，或请专家讲演。此次会议所讨论之专题最重要者有二：一为太平洋国际间经济冲突之问题，一为太平洋教育问题。乍观此二议题：意义似嫌太泛，好像故意规避政治问题，如中日事件之类，但此亦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开会后讨论经济冲突问题，谓经济冲突有五：（一）商场竞争，（二）原料竞争，（三）粮食问题，（四）人口出路问题，（五）投资市场问题。而每种问题，又必皆有政治影响，如讨论原料竞争问题，即主要之矿产原料，亦有八十余种，各国出产不均，势必发生争执。如亚洲（尤其是东亚）除产锑与钨外，他种矿产原料，直可谓丝毫无有。同时日本又为工业国家，事实上必须侵夺别个国家之煤，铁，煤油，以及其他工业原料，设欲避免此类原料竞争之冲突，势非使日本放弃工业主义不可。日本既不能放弃工业之野心，则原料竞争之冲突，决难避免，举一反三推而想之，世界各国孰不如此？复次，关于人口出路问题，日本谓其国家人口增加过剧，耕地不敷所用，势非至国外发展不可。然而中国土地亦多高原，雨量缺少，无法耕种，人口出路之困难，何独不然？再如商场竞争，日本纺织物之输入印度者，最近已与英国相等，英金磅虽尽量跌落，然亦难抗日本之纺织业。其他丝业等，日法之竞争亦颇激烈。是故总而观之，世界之经济竞争，无法避免，而国际间之经济冲突，亦恐将永无宁日矣。因此大会讨论之议题，只有记录，而无决议案，如限制纺织业等皆无结论，致使英国中途退席，而其惟一之办法，仍不过仅仅商讨一各国销售之比例数而已。至于比例数目之分配，尚非由强国操纵而弱国听命乎？是故仍涉有政治关系。设若各国际间相同之商业，能共议办法，规定物价不加不减，此虽可避免卖者之竞争，而消费者无法限制，劳工无法分配，是仍不能求得一满意之国际办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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