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宰相有些讨厌了
就在苏学士于杭州城里风花雪月享尽清福的时候，朝廷变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熙宁五年，单是《青苗法》每年就可收取利息三百万贯，随后实施的《免役法》更是令国库每年增收一千三百万贯的免役钱，在仁宗、英宗年间渐渐入不敷出的户部、盐铁、度支三司如今又有了盈余。
熙宁五年是神宗继位的第五个年头，变法也已持续三年，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都觉得朝廷已经有了对外用兵的能力，于是神宗任命大将王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在秦凤路筑起泾、渭二城，准备进入河湟，攻取青唐。
河湟之地既甘肃泯州、洮州一带，地方数千里，早在秦汉时就被中原王朝控制，但唐朝衰落以后这块地方被吐蕃占据，宋朝建立后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辽国，战事又不顺，对西北这块偏远之地就放任不问了。
可西夏崛起以后，早先不被朝廷重视的河湟之地意义又不同了。
河湟之地正处在大宋和西夏两国中间，一端插入大宋境内，与会州、成州、巩州相邻，另一端刺入西夏境内数百里。若河湟被西夏攻取，则西夏军马从西边和北边包围了秦凤路，可以兵分两路同时对秦凤路各州发动攻势，使大宋西北边境处于极大的被动。若河湟一带被宋军夺取，则大宋从西、南两侧对西夏成合围之势，进，可以随时对西夏发动总攻；退，可以令河湟、秦凤互为犄角，牵制西夏骑兵对西北的进犯。
河湟之地如此险要，而吐蕃势力已经分崩离析，当地游牧部落实力并不强大，以宋朝眼下的财力和宋军在秦凤路的兵力，大概有能力抢在西夏之前夺取河湟。
熙宁四年，朝廷专设洮河安抚司，熙宁五年，又把边防重镇古渭寨升级为安远军，命王韶担任知安远军府事，统领一路强兵开始征伐河湟。王韶果然不负神宗重托，很快就收服了青唐大首领俞龙珂，神宗随即给俞龙珂赐名为“包顺”，意即“归顺朝廷，永不叛乱”，使其帐下部民全部归附大宋，借机在河湟站稳了脚跟。
这年八月，王韶率军击败当地部落首领蒙罗角、抹耳水巴、瞎征各部，一举夺取天险抹邦山，大军直至武胜就地筑城，设立镇洮军，河湟一战初步告捷。神宗大喜，立刻升王韶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王韶为报君恩再接再厉，又击败当地势力最强的部落首领木征，进一步巩固了宋军在河湟地区的势力。于是神宗将刚刚设立的镇洮军升格为熙州镇，以此为基础建立熙河路，加封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得了皇帝的奖励，宋军士气大振，立刻向前进军，再获大捷，收服河州羌人首领瞎药部下两万余人，筑起熙州南关堡、北关堡，使熙州城变为一处真正的要塞。
不久，王韶率军攻入河州，与木征等部反复拉锯，数月之内双方各有胜负，宋军补给充足，士气强韧，王韶又出奇谋夺取天险摩宗城，大败木征所部，既而挥军大进，穷追不舍，转战五十八天，行经一千八百里，终于将木征所部彻底击溃，当地部族望风归顺。史称为“熙河开边”。
在这场战争中，大宋共收复宕、叠、洮、岷、河、熙六州，夺取土地三千里，人口二三十万，新设置的熙河路面积差不多跟秦凤路一般大小，从西、南两面对西夏成就了合围的态势，西夏军攻秦凤路，则熙河路兵马东进策应；西夏军攻熙河路，则秦凤路兵马北上救援，从此以后西夏对秦凤路的威胁几乎不复存在，反而是宋军取得了随时攻打西夏的主动权。
可惜，虽然夺取了战略态势上的主动权，宋军却未能主动对西夏发起进攻，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间，西夏精兵悍将不断侵入熙河路，在河州、岷州一带与宋军反复争夺，当地城池时时易手。虽然宋军在态势上始终占据主动，可是歼灭西夏的计划也无从实行。经过几年的拉锯战，刚刚在党争中伤了元气的大宋和正在走下坡路的西夏都被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拖得越来越瘦。
当然，这是后话。
“熙河开边”大获全胜，靠的是神宗皇帝英明神武，慧眼识人；大将王韶能战敢战，屡立奇功。当然也离不开宰相王安石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功劳。借宋军在前线连连告捷的天赐良机，王安石鼓足勇气推出了所有新法之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市易法》。
《市易法》的内容是：设置一个叫做“市易务”的衙门，由国家出钱交给“市易务”运作，在市场上物价较低时大量购进货物，等物价高企之后再转手售出，以此平抑物价，希望能保证平民百姓的利益，打击那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富豪。
在王安石所推行的诸般新法之中，《市易法》是最异想天开、最不切实际的一项。这项新法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平抑物价、打击豪商，维护小民的利益，其实却以国家形式变相地进行商品囤积和贸易垄断。凡《市易法》推行之处，官设的“市易务”以国家资金为靠山、以官府之力为手段，毫不客气地与地方商人展开竞争，势力再强的商家也无法与这个半官半商的衙门较量。
大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也是当时全世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商业和由此产生的赋税支撑着大宋朝廷的半壁江山。商人在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让朝廷十分眼红；商人们拿着经商赚回来的银钱过上与官员一样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比官员们还要富足，更让士大夫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大宋朝廷对商人既依赖又鄙视，对民间的商业活动既支持又厌恶。“三司系”新贵们推出《市易法》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若《市易法》真的在大宋全国推行开来，朝廷将成为最大、也是唯一的“豪商”。天下将不再有贸易与竞争，一切商品都被国家垄断，由此继续扩展，大而化之，国家势力将无所不至，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一切商业经营都将被剥夺，从商品到贸易直至子民百姓拥有的一切土地财产，全被朝廷暴力夺取，最后，大宋子民的人身自由和本就微不足道的那一点点做人的权力、尊严也将**然无存。
君臣共治、政治开明、商业繁荣的大宋王朝忽然制订出一个《市易法》来，不管制订时有怎样美好的初衷，最终只能把大宋王朝变成一个毫无自由、毫无人性的农奴社会。
——根本不可能！
历史不允许如此倒退，大宋朝的商人、百姓也无法容忍这样的疯狂！《市易法》刚一推出，所有人都惊呆了，之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反对和指责。
面对朝野上下一片指责的声浪，神宗皇帝第一次感觉到了压力。
“宋神宗熙丰变法”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立几条新法，全国推广，弄个“富国强兵”就算了——不是这样！这场“熙丰变法”其实包括立新法、逐旧臣、夺台谏、争权柄、实国库、强军力六个方面，我们平时所关注的“王安石变法”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而神宗自继位以来，几个方面同时下手，旧臣逐了，台谏夺了，皇权扩张了，国库装满了，好处捞到手软，早就心满意足了。
到今天，整个国家都在反对《市易法》，神宗皇帝并不感到惊讶。对这位皇帝而言“变法”已经成功了，皇帝想要的都拿到手了，《市易法》推与不推，都不重要了。
神宗做皇帝五年了，这五年来神宗皇帝费尽心思和朝臣们斗争，到今天，韩琦、富弼这帮权臣已经罢了，御史台、谏院都被皇帝收服了，那些整天跟皇帝吵架的诤臣销声匿迹了。神宗皇帝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现在神宗觉得一切斗争该结束了，到了认真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了。可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却总给皇帝惹麻烦，神宗皇帝有些腻歪了。
神宗的心思已经改变了，可王安石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位正直无私的“拗相公”还在没白没黑惦记着他的“变法”。
现在王安石又想起一个主意，立刻来和延和殿上弓着腰毕恭毕敬对皇帝奏道：“臣昨天上了个札子，请陛下允许经筵侍讲官在讲习经典时与陛下对面而坐。臣以为我朝文治天下，尊崇儒学，侍讲官讲论的都是学术，与平时的奏对不同，若讲官肃立，陛下高坐，似乎于学术不够敬重。孔子有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圣上若能与侍讲大臣对坐听讲，百姓知道了必然效仿，大有益于天下德行。”
王安石所奏的是个朝堂上的礼数。
古人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大宋实行“君臣共治”，皇帝和臣子亦臣亦友，相处还算融洽。然而在宋朝以前，臣子向皇帝奏事的时候可以得个座位，宋朝刚建立的时候君臣也是对坐而谈。但宋太祖赵匡胤一心想贬宰相之权，与宰相范质交谈时故意说看不清奏章上的文字，范质上前指点，内侍趁机搬走了范质的座位，从此大臣在皇帝面前不配有座位，只能站着答话了。
从君臣之间对坐议政；到皇帝坐着下诏，大臣肃立恭听；再到皇帝高坐龙椅，臣子跪着回话；最后发展到臣子穿上“马蹄袖儿”装成马、扮成狗，趴在皇帝脚下自称“奴才”，而且以此为荣……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政治上的退化和从政者人格上的蜕变实在令人惊讶。
可不管怎么说，大宋朝的臣子在皇帝面前还能站着——也就是说仍然有尊严。王安石请求神宗皇帝赐给讲官一个座位，倒不是与皇帝争权的意思，而是希望皇帝作出一副亲近臣子、尊崇学术的样子给天下人看，借机缓解一下因为推行新法、贬逐重臣造成的紧张局面。同时，这也是王安石内心一个固执而真切的念头：辅佐圣天子，成尧舜气象。
早在王安石辅佐神宗皇帝变法的第一天就下定决心，要超越汉唐直追尧舜，建立一个千年未有的太平盛世。在王安石的想象中，“尧舜时代”就算达不到“帝者与师处”的程度，至少也是个“王者与友处”的境界，如今的朝臣在皇帝面前早不配谈师友二字，勉强能够算得上“霸者与臣处”吧，这和王安石的想法差距太大了。若能从侍讲官与皇帝对坐讲学做起，将来有一天，宰相在皇帝面前谈话时能得一个座位，“君臣共治”四个字真正做到实处，那么尧舜之世也就可以期待了。
王安石外表执拗，内心天真，认定神宗皇帝是位千年一遇的圣明天子，在这样的天子面前为侍讲官讨一个座位应该不难。可他就没想过，一边帮皇帝打击台谏，夺取权柄，巩固独裁；一边又建议讲官与皇帝对座，想要抬高“学术”在朝廷中的地位，强化“君臣共治”的治国理念，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王安石这个天真可笑的建议神宗毫无兴趣，淡淡地说：“卿所言也有理，但君臣之间尊卑有别，侍讲官虽然和天子讲论学术，可他的官职前头有一个‘侍’字，这意思很明白，乃是朕的侍从之臣，既是侍臣，岂能有座位？”
王安石忙说：“臣以为侍讲官讲论的是学术，陛下听的也是学术，所以陛下要敬的是‘学术’而不是‘讲官’，这座位其实是赐给圣学的……”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神宗已经连连摆手：“卿觉得国事要紧还是学术要紧？”也不等王安石回答，已经自说自话，“朕看国事比学术要紧！眼下朝廷变法大业比什么都重要，朕凡事都仰仗宰相，可见宰相之位比侍讲更重吧？若侍讲官在朕面前有了座位，是不是宰相议事的时候也该有个座位？”
神宗说出这话，好像王安石为侍讲官请求座位是给他自己“谋私”。王安石吓出一身汗来，再也不敢争论，急忙奏道：“陛下言之有理，是臣把事情想简单了。”
王安石说得没错，在皇帝面前为臣子讨座位，本就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好在神宗皇帝为人极其厚道，没有多说什么。王安石也不敢再多嘴了。
见王安石不吱声了，神宗皇帝缓缓说道：“朕听说《市易法》推出以后外头多有怨言，卿对此怎么看？”
新法推行至今哪一天不被人反对？王安石哪一天不遭人诟骂？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了，淡淡地笑道：“新法已有显效，天下人从中受益，那些反对的或是因为私利，或是食古不化，陛下不必理他们。”
良久，神宗皇帝抬起眼皮，鼻子里轻轻“嗯”了一声。
见皇帝懒洋洋地不置可否，王安石心里有点虚，赶忙又说：“《青苗法》推行以前，百姓用钱只能向豪强富绅借贷，受尽盘剥，如今朝廷发下‘青苗钱’，百姓都来向官府借贷，利息不过两分，民心何等欢悦！《市易法》借鉴了周朝的‘司市制’和汉朝的‘平准制’，推广开来可以平抑物价打击豪强，保护小民的切身利益，百姓们怎能不拥护？《免役法》取自《礼记》，乃是周朝旧制，早年农夫们被官府任意差遣，如今只要交一笔‘助役钱’即可免除徭投专心耕作，国家每年因此增收一千三百多万贯，正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保甲法》取自周朝推行的‘作丘甲’，自实施以来累计训练乡勇民兵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为国家节省练兵费用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若《保甲法》继续推行下去，今后练成的乡勇数量将是目前的十倍，那时陛下还用得着担心乡下有土匪盗贼吗？就算辽国、西夏再来进犯，有这些乡勇民兵在，朝廷也无所畏惧了。”
说了这么一大堆道理，王安石有点儿口干舌燥，略缓了口气才又补上一句：“我大宋立国百年，和胡虏交锋屡屡不顺，然而变法以后国富兵强，河湟一战尽取青唐、洮河之地，二十多万羌人归附朝廷，这也是新法取得的成效。”
王安石在御座下唠叨不休，神宗皇帝在上高坐似听非听，脑子里打着自己的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