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司马光“著书未成”，其实是说朝局未定，“三司系”干将仍然大权在握，司马光选在这时候复出，弄不好被“三司系”的人一个闷棍打倒，反而不妥。
苏辙精明，苏轼糊涂，偏这糊涂学士被天下人视为“智囊”。现在范镇也重视大苏、轻视小苏，认为苏轼的主意更好：“这样吧，我到洛阳走一趟，当面问问君实的意思。”
第二天，老范镇坐个马车直奔洛阳跟司马光见面去了。
苏学士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车子”，一句话把范镇激得跑到洛阳去见司马光，结果惊动了“三司系”顿时又兴大狱！使司马光出山时间被推迟了好几年。
最倒霉的是苏学士自己，后来遭遇“乌台诗案”差点送命，究其根，都源于他今天的糊涂和急躁。
范镇去洛阳不久，南京留守张方平进了京。
张方平是苏轼父亲苏老泉的至交好友，也是苏轼、苏辙的长辈。两苏急忙来拜，极力邀请，于是张方平也和苏轼兄弟一起住进范镇家里去了。
张方平秉性忠直，老而弥辣，苏子瞻嘴快心急，舌利如刀，这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论国事畅快淋漓，反是沉稳的苏辙在一旁插不上嘴。
也在此时，朝廷下了诏命：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外放为河中知府。苏轼接了诏即将上路，对朝廷的时局却不放心：“陛下在熙河路用兵已有五年，士卒伤亡无数，钱也花了无数。现在陛下又命太监到熙河路监军，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吗？咱们做臣子的不能眼看着陛下做这糊涂事！”
“熙河开边”是神宗在位九年最大的成就，虽然这“成就”只是样子货，可皇帝指着熙河路给自己争面子，和西夏的战争怎能轻易停止？
苏辙知道内中关键，就说：“陛下御极九载，威权日重，未必肯听人劝。我等官卑职小，又是外臣，更不宜劝……”
苏辙这话是劝说兄长的，哪知张方平听了却拍案而起：“大宋立国百年一向是个盛世，当今陛下也是圣主明君，只不过被小人蒙蔽了视听，我等身为臣子，岂能不谏？你们年轻人就罢了，我今年七十岁，行将就木，怕什么？今天就上札子劝说陛下！”
苏辙劝兄长不成，倒惹怒了老前辈，一时语塞。苏轼概然应道：“老先生有这样的胆魄，小子岂能落在后面？这道札子我来写，老先生给我把关就行！”
说干就干，苏轼动笔、张方平润色，共同写就一道《谏用兵书》递进宫里去了。
这天晚上，神宗皇帝看到了苏轼递进的札子。
在神宗心目中苏轼已经挂上了标签，乃是“旧臣首脑智囊”。拿起札子大略看了看，是责备皇帝不该对外连年用兵的。文辞激烈，旁征博引，痛快淋漓。其中有“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身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这样的难听话，又有“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这种批评官员的话，更有“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之畏之”这样的丧气话。这些皇帝是看不进去的。大概瞧了两眼就直接翻到后头，只见札子末尾写道：“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籍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籍口矣……”
苏轼这道札子是和老臣张方平一起写的。其中九成是苏轼的意思，最后这一句“臣亦将老且死”却是张方平的话。这是一个老臣、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常发的牢骚，其中有长者对年轻人的责备，更有几分“倚老卖老”的要挟。
若这道札子是年已七旬的三朝元老张方平递进的，看了这话，皇帝就算不高兴，也不至于想太多。可这札子却明明是苏轼上的。苏子瞻这一年才四十二岁，何谓“将老且死”？一个四十二岁的臣子敢在皇帝面前说“见先帝于地下亦有籍口”，这也太嚣张了！
苏子瞻这个人呀，办事的能力一般，得罪人的本事真大。
看到这句气人的话儿，神宗皇帝皱紧眉头深思良久，得出一个结论：苏轼在仁宗朝以“直言极谏”制科大考超等拔擢，是被仁宗皇帝当成“太平宰相”培养的人才。可到神宗一朝苏轼却外放为官多年，无权参与朝政，心里很不痛快，就借着上奏的机会向皇帝撒娇。
——不然苏子瞻为什么要说“见先帝于地下”这种不着四六的怪话呢？
儿女向父母撒娇是为了得甜头儿；臣子向皇帝撒娇是为了讨好处。苏子瞻以“旧臣首脑智囊”的身份向皇帝撒娇，不给他点甜头也不行。于是神宗下诏，命苏轼到延和殿见驾。
神宗皇帝误会了苏轼的意思，苏轼又没心眼儿，对皇帝的误会一点也感觉不出来，见皇帝招他，还以为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非常高兴，急忙进宫。
神宗高居御坐，微笑着说：“子瞻离朝后六年未见了，朕时时想着你，也想着你的诗词文章。”
当年苏轼在朝廷遭谢景温陷害，神宗格外开恩让他做了杭州通判，这个恩典苏轼从不敢忘。现在听说皇帝六年来一直“想着”自己，苏轼激动得眼圈都红了，忙说：“臣在地方，也不敢忘了陛下的恩德，无时无刻不想重睹天颜。”
神宗点点头，半晌又说：“卿向来以直言极谏著称，这几年你不在朝廷，朕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今天你不必有顾虑，只管直言极谏。”
皇帝说的是客套话，可苏轼心里没有这个弯弯绕，把客气当成了“福气”，以为皇帝真的愿意听他直言极谏，于是鼓足勇气向上奏道：“臣早年读史书，其中有一篇说张仪欺骗楚王，要献商於六百里之地跟楚国会盟，等楚王照他的意思办了，张仪又说：‘我只有封地六里可以献给大王。’行事如同儿戏，简直不顾道义廉耻，于是天下人都咒骂张仪，同时也笑话楚王愚蠢。其实六百里土地不算什么，张仪本是秦国臣子，他是为秦国谋划，算计楚国，似乎也没什么可责备的。但像张仪这种欺骗君主的恶人自古至今实在太多了。这些人一得机会就跑到君王面前说：‘只要按我的主意办事，必能使天下安定，百姓富足，礼乐兴盛，国家马上会进入太平盛世。’君王听了这些骗人的话立刻重用佞臣，结果什么也实现不了，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反而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损失之大岂止‘六百里土地’？所以臣以为治天下者，最要提防的就是张仪之类毫无廉耻的策士。”
苏轼这话摆明了是在指责那帮“三司系”新贵，最糟糕的是，苏轼竟把神宗皇帝这位“活尧舜”比成了昏庸无道的“楚怀王”！听了这话，神宗的脸色着实不太好看。
神宗皇帝让苏轼“不必顾虑，直言极谏”，苏轼真就放下顾虑，果然直言极谏，真是够大胆、也够糊涂的。现在神宗皇帝脸色已经不好看了，苏轼却看不出来，略停了停又说：“臣早年任直史馆的时候曾听说过一件异事，讲的乃是前朝仁宗皇帝故事，臣听后感动至极，到今天记忆犹新，想说与陛下听：当年宫里有一位张贵妃极得仁宗宠爱，去世后被追谥‘温成皇后’，温成皇后有个乳母贾氏，也很得信任，宫里人都尊称她为‘贾婆婆’。当时贾昌朝任崇政殿说书，想升官，就去巴结这位‘贾婆婆’，被御史吴春卿察觉，弹劾贾昌朝，哪知查了半天并无实据。于是有人在仁宗面前进言：‘御史胡说八道，应该治罪！’哪知仁宗皇帝却说：‘吴春卿所言属实，贾氏真的在我面前推荐过贾昌朝……’”说到这里偷看了皇帝一眼，又说，“贾昌朝是被器重的臣子，又有宫里的人为他说情，且查无实据，若是别的皇帝也许趁这机会要治御史的罪了，可仁宗皇帝竟当面承认此事，不护贾昌朝的短，也不护那个什么‘贾婆婆’的短，真是圣主明君，气度非凡！”
苏轼这个故事表面上称颂仁宗皇帝，结尾处却连说了两个“不护短”，显然是指责神宗护了“三司系”那帮人的“短”。最气人的是，苏轼话里还有一个暗示：神宗皇帝治国的本事远不能与仁宗皇帝相比。
——讨厌呐！真讨厌……
神宗在御座上坐直身子，扬起脸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半晌才说：“卿还有事要奏吗？”
到这时候，稍有自知之明的臣子早已闭上嘴巴老老实实退下殿去了。偏偏苏轼嘴巴永远比脑子快，心里有话不说不行，又向上奏道：“暴秦治理天下用的是严刑酷法。汉高祖打天下的时候尽弃秦法，只与百姓约法三章，可知高祖不是个残忍之人。哪知高祖得天下以后仍然沿用秦法，这是何故？臣以为汉高祖不是不知道秦法残酷，是他习惯了这套酷法，所以没有改动。到汉文帝时才取消肉刑，停止族诛之罪，可到景帝的时候又把这些酷刑恢复了。到汉武帝，法度更加残酷，害民更加厉害，汉武帝死的时候，国家渐渐难以为继，汉宣帝又减轻刑罚，国家这才逐渐缓过劲来。由此可以看出，法治越人道，国家越强盛，法度却残酷，国家越衰败，可后世人糊涂，硬说西汉强盛是因为汉武帝用严刑酷法所致，这样的糊涂会导致亡国，所以虐民之法万不可用。”
苏轼把话说到这个程度，神宗皇帝耿着脖子歪着头，已是无话可说。半天说了句：“朕也累了，就到这里吧。”起身走了。
三日后，诏命下达：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外放徐州知府。
苏轼没有被派到河中府，而是改调徐州府了。因为徐州府比河中府更大、更富庶、战略地位更重要。
苏子瞻虽然烦人，毕竟是旧臣一派的“首脑智囊”，皇帝对他是要格外关照的。尤其此人在皇帝面前说了一堆话，虽然没有一用中听，皇帝却也因为这些“不中听”的话，不得不做个“肯纳谏”的样子给天下人看。
苏学士，又因为他身上担的那个虚名儿实实在在捡了个现成便宜。只是古人早说过：“塞翁得马，焉和非祸。”苏轼这根“锥子”尖儿露得太多，不但扎了皇帝的手，也刺痛了“三司系”上上下下所有新贵。
到此时神宗皇帝已经确信：和“三司系”一样，旧臣们也是有一个“朋党”的。这个“旧臣党”的首脑就是苏轼、范镇、张方平。再扳起手指算一算，其中恐怕也少不了宰相吴充、侍中文彦博，还有苏辙、陈襄、孙觉、刘攽以及闭门不出的司马光……
神宗皇帝御极十载，用了种种手段，本以为早就把旧臣们收拾服帖了，现在皇帝才知道，这些人表面不敢闹事，暗中却勾得很紧，人数很多，而且对十年来所遭的迫害，他们一个个心恨难平。
——所以苏轼这个“首脑智囊”才会当着皇帝的面责备朝廷滥用“酷法”。
从这一刻起，神宗皇帝对朝局的看法改变了，对旧臣的起用推迟了。而苏子瞻，三年后那场大祸，早在这一刻，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