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轼居于东坡雪堂享尽清福的同时，神宗皇帝终于开始“抽车换子”，重新摆正朝局。
依着早前“一年看重、两年起用、三年执政”的计划，神宗先是一有机会就在人前吟咏苏学士的诗词，做出一副“爱才”的样子给身边的近臣们看，接着顺理成章地提出：苏轼是个人才，不可久废不用，命苏轼出任江州知府。
苏轼，是旧臣中的“首脑智慧”，这个人一旦被起用，后面就会跟上一大串儿。蔡确、王珪两位宰相多么精明，哪肯让步？就和皇帝扯开了皮，东拉西扯，拖延不办。这一拖，竟从元丰六年拖到了元丰七年春天，让苏轼做江州知府的诏命还没下达。
此时的神宗皇帝遇上一个棘手问题：前头执政的这些年过于重用“三司系”，把旧臣们贬得太狠。如今想改革朝政，才发现政事堂、御史台都被这些人紧紧把持着，皇帝诏命竟出不了禁城！神宗也知道，朝局是十几年旧病，绝非一天就能翻过来的。如今旧臣们都散在各州府，苏轼只是个“药引子”，在这道人事任命上拖延太久只会过早引起那帮小人的注意，以后阻力更大。于是悄悄发出一道御札：命苏轼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出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黄州，即今湖北黄冈；汝州，即今河南临汝，距离京师仅有一箭之地。神宗皇帝既不升苏轼的官，也不提任命苏轼为知府的事，只是把他从黄州移到了京城门口的汝州“安置”，此事无需与任何人商量。可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苏轼到了汝州，这是朝廷变化的先兆。
旧臣们散在各地，朝廷的事他们未必明白，如今苏轼一动，他们就看见了，知道朝局要变，自然会抱成团儿跟皇帝呼应，神宗回过头收拾蔡确、王珪，就有实力了。
此时的苏子瞻已经从他那些高明朋友处知道了“命运即将改变”的消息，本就望眼欲穿等着京城来的诏书。接了御札一看，顿时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感激涕零，就在雪堂门口跪着，冲千里之外的神宗皇帝叩了几个头，哭了一场，于元丰七年四月收拾行装，往京师门口的汝州府赶来。
一个人倒霉到了极点，忽然否极泰来，心情自然极好。苏学士如今虽未当官，却有了“扬眉吐气”的先兆，这一路呼朋唤友、游山玩水，单是一座庐山就玩了二十多天，留诗几十首，其中多有绝品。
这时正在暑天，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江上又潮，朝云带着干儿困在舟中，又热又累，昼夜不得休息，真是苦不堪言。可看着丈夫这么快活，朝云一句牢骚话也没说，任苏轼玩乐。终于走到当涂，苏学士上岸和已经隐退的老前辈张方平见了一面，吃酒的时候张方平问了苏轼一句话：“路过江宁的时候，想不想去拜访王介甫？”
王安石，正是此公因为政见不和一脚把苏学士踢出朝廷；如今安石罢相闲居，王苏轼正被起用，从人家门前经过，是否去看一眼？
自然是要去的。
几天后，苏家的船到了江宁码头。苏轼让朝云带着孩子在船上等他，自己上了岸向人打听王安石的住处。却见乱糟糟的人群中走出个穿黑袍的老头子，一直来到面前苏学士仍未认出此人，直到这人在他肩头拍了一下，笑着问：“是子瞻吗？”苏轼抬头细看，这才认出，原来王安石就在眼前。
熙宁九年王介甫第二次落马，滚回江宁隐居不出，至今已经九年了。九年功夫，当年那位刚强执拗、飞扬勇决的宰相大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糟老头子，头发蓬乱，衣服肮脏，面似枯灰，须发如雪，弯腰驼背，一条腿似乎有点毛病，走起路来一颠一颠，说话时中气都不足了，看着就像个一生落魄的老秀才，哪有一丝宰相的影子？
王安石，曾经的天下人心之所系、天下众望之所归、天下道德之彪炳、天下政事之奇才、天下第一“拗相公”！如今竟落得这般地步，与他当年所进行的“变法”一样，不是垮了，而是朽了。
——朽了，没有垮掉那么惨烈，却比垮掉更让人心酸。
苏轼在王安石面前是挨过整的，对“拗相公”是有芥蒂的。来见王安石之前老苏心里种种患得患失，不知该客客气气以晚辈之礼相见，还是昂起头来顶撞“拗相公”几句。哪知一见面，王介甫竟是这副模样！苏轼的心顿时化成一滩烛泪，握着王安石的手叫了声：“老先生……”再也没有话说，忽然心里一阵酸痛，顿时落下两行泪来。
这些年王安石隐居江宁，来看他的人倒也算得上络绎不绝。然而这些人十个有九个见面就叹气，半数人见了他就掉眼泪，王安石早把这些看惯了。“拗相公”虽然垮了，拗脾气还在，脸上硬挤出三分笑容来：“子瞻是天下第一大才子，在这里站久了怕有人围着你讨诗文。跟我回去坐坐，吃盏茶吧。”扯着苏轼勉强走了几十步，路边栓着一头黑驴，王安石费了不少力气才爬上驴背，对苏轼笑道：“我住得离此不远，可这两条腿……不怎么听使唤，子瞻原谅些吧。”骑在驴上和苏轼慢悠悠地走回家来。
王安石的住处在江宁府白下门外，距钟山宝公塔约七里。这是个古怪的地方，没有府门，没有围墙，没有园林，光秃秃的地上直楞楞地立着一排房屋，主仆进出，任人围观。
没人知道王介甫为什么把家搞成这个样子。若说怕皇上怀疑他造反？王安石好歹还是个正人君子，神宗就算怀疑自己，也不会怀疑这位退了休的宰相。所以王安石把住处弄成这样，只能说是他的一个怪癖：“拗相公”就是要让天下人都围着他看，尤其是那些恨他、骂他、嘲笑他的人，更要让他们来看，看个够！
如今东坡居士到了王安石府上，进门一看，四壁萧然空无一物，老宰相的住处朴素得好像清顺和尚的僧舍。顿时想起自己在黄州盖的那间雪堂。
王安石有偌大府第却不知整顿，花儿也不养树也不栽；苏学士在黄州东坡盖了几间烂草房，居然四壁画满山水，江边捡一捧花石子儿还专门拿个瓦盆儿“养”起来，亲手酿得好酒在耳房里攒了两大瓮！从这儿就看出来，苏学士活得很舒坦，王介甫活得很糊涂。
但王安石心里并没这些念头，只问苏轼：“子瞻在黄州几年，不知做何学问？”
苏轼在黄州做了一番大学问，包括炖出“东坡肉”，学会自家酿酒，种了十几亩地自己养活自己，除此之外，就是收了一房美貌聪明的夫人，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好诗词还有几百首。但在“拗相公”眼里这些东西不算“学问”。苏轼只能老实回答：“黄州五载，虚度光阴而已。”
王安石忙说：“子瞻是个大才子，何不著书？”
苏轼这半辈子什么奇怪的事都感兴趣，偏就没想过要“著书”，如今猝不及防，张口结舌，半天才问：“老先生以为晚辈该著何书？”
苏轼不过随口一问，王安石倒来了兴致：“当年欧阳修做五代史，却未编‘三国’。子瞻是蜀人，何不编纂三国故事，把刘玄德称赞一番？”
苏学士一辈子喜欢的是游山玩水、炖肉酿酒、写诗词会朋友、哄夫人逗孩子，“著书”二字他连听都不愿听。忙摆手说：“先生高看我了。苏某不过许氾之辈而已。”
《三国志》有个故事，名士陈登豪爽干练智谋过人，向曹操献计诛杀吕布，除掉这个为害一方的奸雄，被拜为伏波将军。有个叫许氾的人见陈登出名就来拜见，陈登觉得许氾夸夸其谈讨人厌，不怎么理他。后来许氾投到刘表门下，刘备正好也在这里，二人谈论天下英雄，提起诛吕布的陈登，许氾就在边上说陈登的坏话。哪知刘备责备许氾说：“当今天下大乱，有志之士当忧国而忘家，可你每日求田问舍，言无可用，陈登理你做什么？”现在苏轼以“许氾”自嘲，是想推脱那个“著书”的任务。
王安石和苏轼早年政见不同，曾有争执。现在两人重见，虽然谈得亲切，毕竟还有两分隔阂，苏轼不愿意“做学问”，王安石也不好意思说得太多。反而顺着苏学士的话头儿笑道：“刘玄德是个豪杰，自以为志向高远，就笑话许氾没志气。其实刘备打天下，还不是为儿孙置产业？”说到这里忽然心有所感，提笔写了首诗：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王安石这首诗意境颓唐，若非亲眼看见，真不敢相信这是“拗相公”写的。苏轼是个老实人，读了诗，一时无言以对。
诗是好诗，可心境不是好心境。见苏轼无语，王安石悄悄叹口气，换个话题：“子瞻在黄州时可曾求田问舍？”见苏轼摇头，就笑着说，“既然子瞻不愿住在黄州，不如在江宁买一处田产，钟山下盖一所宅子，跟老夫做个伴你看如何？”
苏轼在黄州的时候原本越活越明白，有“买田定居”的打算。可惜，苏轼太聪明太出色！这“聪明”是他一生的累赘。就因为被“聪明”拖累，老苏到底抛不下“功名利禄”，神宗皇帝把手指头一钩，苏夫子马上跃跃欲试。以他现在的心境，哪肯呆在江宁陪伴“拗相公”？然而王安石意思殷切，苏轼又不好推辞，略想了想，也做诗一首：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见了这诗，王安石忍不住说了句：“若能倒退十年……”一句话没说完就断了，只剩一声长叹。
眼看话头儿越说越沉重，王安石有些不好意思了。恰好这时仆人进来，说饭已备妥，王安石这才引着苏轼入席。一边笑着说：“其实我和子瞻有宿怨，今天请你到府，是设下‘毒计’要害你的。”话音未落，厨子已端上一道菜来，还未入席香气扑面。王安石指着这盘菜说，“学士认得这是什么吗？”
苏轼看了一眼，大喜：“这是烧河豚！以前在北边做官，难得遇上此物。到杭州才吃过一次，后来黄州几年再没见过。”
王安石笑道：“这东西虽好，名声不佳，敢投箸否？”
河豚味道鲜美，然而天下人都知道河豚有剧毒，清理之时稍不留意，食者中毒，无药可救！真是“疱厨苟失所，入喉成利剑。”所以河豚鱼上桌之前主人照例都要恐吓客人取乐，如果客人不肯吃，正好端回去，免得惹祸。
苏轼肚里馋虫极多。美食当前，是顾命还是顾嘴？犹豫再三，终于抵不住**，说了声：“美食当前，死也值得！”挟了一块鱼塞进嘴里，一嚼之下齿颊留香鲜美异常，嘴里大嚼，筷子已经又伸出去。片刻功夫，一盘鱼被他吃了大半，喝一碗酒，把嘴一抹，起身走到案头，抓起笔来写了几句：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学士这诗写的是寒瘦刚过、春肥初成。如今神宗皇帝渐渐醒悟，朝廷中旧臣渐起，寒冰消融，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意味深长。写罢掷了笔，回到席上接着嚼他的河豚。
王安石和苏轼相识很早，却从未有深交。今天第一次面对面坐着，再看苏东坡，才知道这是个洒脱放浪孩子一样的人物。当年做大官的时候王安石眼里只有“政事”，对苏轼这种没心机没城府的人瞧不上眼，现在看了他这样子，却觉得又畅快又羡慕。
——能活成这么幼稚、这么豁达、这么稀里糊涂，天下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