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学士回到杭州，查点刑狱，收拾公文，日子越过越忙了。
这些年朝廷急于敛财，动手太快，招术太多，百姓们日子越来越穷困。加之蝗旱连年，大灾不绝，杭州虽是东南第一大府，渔米富足之乡，情况也不如早年了。到苏轼上任的时候，杭州先遭了一年涝灾，第二年忽然转成旱灾，头年的稻子本来就插得晚了，今年又缺水，一涝一旱，减产近半，打的粮食不够吃用。加上运河水浅已经断航，外头的米运不过来，杭州一带开始缺粮。
杭州是大运河的门户，城里有很多资金雄厚的大商人，几千里外的钱他们都能赚，眼前的便宜当然更要捡。看到米价上涨，商家就拿出钱来大肆囤积，结果越囤越贵，越贵越囤，到苏轼上任时，杭州米市已经浮躁不稳，眼瞅着要给炒到天上去了。苏轼急忙把主簿苏坚找来询问详情。
见太守问“囤积居奇”的事，主簿苏坚大发牢骚：“杭州城里养着一伙子‘商贼’！专门囤积取利，米、盐、丝、绢没有他们不投机的！大人钤辖地方，一定要治治这帮奸商！”
投机倒把的奸商确实遭人恨！可大宋朝是个讲道理的朝代，买卖人只要不违法，官员也不能随便整治人家。苏轼琢磨了半天才说：“想对付囤米的奸商有三个办法：一是拨备一批粮食，米价一涨，就由官府开仓平价售粮，把米价打下去；二是引水抗旱，免得农夫们明年还吃旱灾的亏；三是尽快修整运河。只要运河重新通航，外头的米运进来，本地的米价就涨不起来了。”
当官的人才能各不相同，有的适合在中央，有的适合在地方。苏夫子的才干特别适合当地方官，一进朝廷他就摸不着门儿了。
现在苏学士刚到杭州，立刻提出“囤米、抗旱、修运河”三条，都是当务之急。苏坚心里十分佩服，忙说：“还是大人考虑得周到。”话刚说完，外头忽然走进一个人来，二话不说就在苏轼面前跪了下来。
苏轼正与主簿商量公事，忽然进来这么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不等苏轼动问，苏坚已经对那人说：“我跟你说了，纳绢之事和南厅袁判官商量，你怎么到太尊这儿来了！”
进来那人跪在苏轼脚边声泪俱下：“我这个差事干不成了，求太尊免了我的差，放我回家务农去吧。”
到这时苏轼还不知道进来的是谁，没法说话。
见瞒不过去了，苏坚只得指着跪在地上的人说：“太尊，这位是仁和县丞陈皓，今年朝廷收取供绢，陈皓担任受纳官，因为事情不好办，一直要辞差事，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杭州是出丝绸的地方，每年都要往京城进贡绸缎，受纳官就是负责这件事的。只是什么样的麻烦能逼得一位县丞跪在地上请求辞职？苏轼倒很好奇，忙说：“你别急，什么事都有解决的办法，坐下，仔细说说。”
陈皓说要辞职也是无奈之举。听苏轼这么说急忙站起身来：“太尊以前在京师得没得过朝廷赏赐的绸缎？”
大宋朝廷厚待官员，常有各种赏赐，苏轼在京师也是每年得赏的。现在陈皓一问，苏轼摸不着头脑：“赏赐之物常有，怎么了？”
陈皓看出苏轼对此一窍不通，只得细细解释道：“太尊也许不知道，朝廷赏给官员的贡缎有一部分是杭州出产的。本来杭州一带出的丝绸质量最好，可近十来年出了一伙奸商，专门包揽贡缎生意，交上的都是劣等货——杭州边上有个昌化县，那里有一帮子缺德织工，专门织出一种轻薄低劣的绸缎来，用药剂涂在上头，看着光亮厚实就像上好丝绸一样，可下水一洗就不能用了，杭州商人就专门买这种劣货应付朝廷。这帮人暗中都有勾结，不肯正经交货，一直拖到朝廷限期将至才把劣等绸缎交上来。我们这些受纳官知道里头有鬼，可要是不收，朝廷的差事办不成，罪过不小！要是收了，把这劣货送到京师，上头的人用了不合适，就要查！一查就查到我们头上，轻则赔几百贯，重则几千贯，一次就赔得我们倾家**产！下官去年已经做过一回受纳官，罚了两百多贯，旧账没还，哪知今年这差事又派给下官！我一月俸禄不到十贯，再受一次罚，全家就上吊了！求太尊发发慈悲，免了我这个‘受纳’的差事。若大人嫌我没用，干脆把我革职也行！”
听了这些话苏轼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受纳官，底下送来的绸缎难道不验看？”
陈皓忙说：“当然要验！”
“验了不合格，退给他们，这有何难？”
陈皓叹了口气：“太尊不知道，这些奸商早就抱成团儿了！退了一个人的货，其他人就一起来闹，说官府坑了他们。因为查不到实据，就算捉了人也治不了罪，历任知府不愿惹这个麻烦，都不肯管……”
听了这话苏轼就明白了：“奸商钻了王法的空子，官府反而制不了他们……”略想了想，“你说‘奸商互相勾结’，我看不对！有这种手段的大概是地方上的豪强恶霸。这些家伙制不住，老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吩咐陈皓，“今年咱们专办此事。你别声张，还按平时的办法收购绸缎，有不合格的就退回去，若有人闹，你就让他到知府衙门来闹。”
苏轼在地方上做官多年，颇有经验，一句“豪强恶霸”说到了要害处。于是杭州府官员把别的事放下，先对付这群欺行霸市的恶棍。
第二天下午，苏轼正在衙门里办公，忽听大堂上有人击鼓，接着吵闹叫喊乱成一片。苏轼已经猜到这是“贡缎”的事闹起来了，也不着急，叫杨蟠、袁毂两位通判到前面应付，自己慢慢走出来。受纳官陈皓已在二门站着，见苏轼出来，忙上前说：“这可怎么办，真的闹起事来了！”
苏轼既有准备，当然不着急，站在门口问陈皓：“怎么回事？”
陈皓忙说：“今天我按大人说的仔细查验商人送来的贡缎，凡尺寸不足或者涂了药以次充好的都退回去，一上午退回的绸缎能有几十匹。其中有一个商人叫翁诚，送来的货也被我退了，哪知这人当场叫喊起来，说我坑他！这一声喊，顿时有两三百人一起响应，下官只好暂时闭门，这些人就跑到府衙来闹了。”
听说是个叫翁诚的领头闹事，苏轼点点头，吩咐陈皓：“你跟我来。”走到大堂外悄悄往里看，见堂前栅栏外头果然聚集了两三百人，乱吵乱叫，其中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跳过栅栏，站在堂前和通判杨蟠说理。陈皓指着那人说：“站在堂前的就是翁诚。”
苏轼把翁诚看了几眼，又看栅栏外围着的人，一眼看见有个粗壮黝黑的大汉就站在栅栏外头，和翁诚只隔一道木板，身边还有个人，长得跟他挺像，两手抱在胸前一言不发。苏轼觉得这两个人与众不同，就问陈皓：“认得翁诚身后那黑脸汉子吗？”
陈皓往外头看了一眼，惊叫起来：“我认得他！翁诚身边那人叫颜益，边上是他哥哥颜章！这是杭州城里两个泼皮头目，想不到他们也在这里。”
听说这两个家伙身份不同，苏轼更加留心盯着他们。
这时杨判官退到边上和别人说话，那叫颜益的人趁机走到栅栏外，对翁诚交头接耳低声嘱咐，翁诚连连点头，走到堂口振臂高叫：“受纳官欺压商户！太尊要为我等做主！”听他一嚷，堂下几百人齐声呼叫，声震屋瓦。颜益一声不响，转身挤进人堆里不见了，只剩颜章仍然不动声色站在那里，似乎在给这些人压阵。
到这时苏轼已经看出来，不但翁诚受颜氏兄弟指使，闹事的人堆里还有几个小头目，也看颜章的眼色行事。
到这时苏轼已经有了主意，悄悄叫过袁判官：“你出去告诉那些人，就说今天这事错在受纳官身上，本府必要重责。至于这些人，让他们明天仍然把绸缎送来，官府照单全收。”见袁判官发愣，就说：“明天咱们都到受纳场去，倒要看看这些人送来什么样的贡缎！”
听了这话袁毂才明白，赶紧出去把苏太守的话对这帮人说了。众人顿时欢呼起来。苏轼站在门里，两眼只看着颜章，见他双臂抱在胸前，这些泼皮无赖就聚拢不散，待听了“照单全收”的话，颜章把手往下一放，这些人顿时纷纷散去。
颜氏兄弟果然是头领。
第二天上午，苏太守换了身便衣，带着几个皂隶一早就到了受纳场。等了一会儿，来交贡缎的商人纷纷把货物送来了。苏轼叫陈皓把这些绸缎先收在一边，暂不验货，专等翁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