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之才把苏轼上下打量几眼，伸手在他肩头一拍：“你这老家伙真结实！”又摊开两手问苏轼：“看我如何？”
苏轼忙笑道：“兄长比我更结实！”
只两句话，苏程两家四十年恩怨都给说破了。
程之才的热乎劲儿有些做作。毕竟两家四十年不来往，忽然见面，他也紧张。只得用“咋咋呼呼”表示自己的善意。苏轼立刻回应了他的善意，程之才终于放心。
苏过和朝云都出来和程之才见面，说了一阵子闲话，程之才叹口气：“我以前只在蜀地做官，没到过远处，这次被放了个广南提刑，一路走来又热又累，心里埋怨这个官做得无趣。哪知到了贤弟这里，看到破房两间，四壁萧然，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难处。贤弟有什么困难都跟我说，我必尽力。”
程之才话里是给苏轼帮忙的意思。然而一大半的话都是牢骚，因为程之才生在富豪之家，一辈子虽然没做大官，也没吃过大亏，生活太平顺，所以牢骚多。
苏学士这一生似乎与程之才相反，生在穷人家，过惯了苦日子，做官以后波折重重，什么苦都吃过。如今贬到惠州，知府对他不错，手里还有闲钱，吃住都不发愁，觉着日子过得挺好，并不想请程之才帮什么忙，听他牢骚满腹就笑着说：“老兄说这一路太辛苦，其实还是去得地方少。我这辈子到处漂泊，西边到过凤翔，东边到过密州，南边到杭州、湖州，岭南之地我也来了，到老了回头一想，还是老家眉山最亲切。可眉山虽是故乡，咱这条命卖给了朝廷，朝廷不让回去我就回不去。再一看惠州，除了稍微热一些，山川草木处处和眉州相似，有时候走在路上，自己都忘了这是惠州还是眉州，又一想，天下不过这么大，我们一辈子走的路不如一只鸟一天飞过的地方多。计较这些事等于自找苦吃。”说到这里想起来，起身翻找了几下，拿出一张纸来，“这是我前几天写的一首诗，兄长看看。”
程之才接过诗笺来看，只见上面写着：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东坡居士质朴豁达，慧根深厚，再经这些磨砺，境界越发高远，“苏诗”已入化境，天下人不但比不得，连学都学不来了。程之才把这诗连读了几遍，嘴里叹道：“贤弟如此境界，愚兄惭愧莫名。”
苏轼笑道：“境界这东西难说。我年轻时考了个榜眼，居然只放一个九品主簿，那时候心里的愤恨简直没法说！后来做了官，老老实实呆在那儿，忽然就有人出来弹劾，说我借着送父亲棺木回家乡的时候夹带苏木、瓷器赚钱，气得我不知说什么好！再后来无缘无故捉回朝廷，又打又骂，非说我写的几首诗是要‘造反’，害我不算，连我的朋友都给害了，那时候真是快要气死了！我当时就想：一生没害过人，为什么人家总要害我！真想不通……哪知后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让我当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也写札子弹劾起别人来，正风光得意，没几年，又被人家弹劾，流落到岭南之地。这时候我就想，人家害我，就因为我在朝廷，我自己说是不害人，细想想，似乎也害过……越想越糊涂，什么都说不清，干脆不要想。就当自己是个和尚，在朝廷当翰林学士，就像穿着袈裟拿着法器到大雄宝殿去做经忏功课，如今贬到岭南，仿佛是功课做完回到僧舍，把外衣脱了，法器收起来，无非煮些糙米，吃顿白饭，寺前庙后走几步，硬板**躺一躺。哪里是朝廷？什么是翰林学士？都是虚妄！这一想，心平气和，觉得碗里的白饭比别人的香甜，睡得板床比别人软和。这么过日子，怎会不知足？若说岭南有瘴气，我在密州也见过瘟疫，若说南方的瘴气容易死人，北方人生了病还不是一样要死？京师那些名医治死的人尤其多，兄长说是不是？”
苏轼这些话很能劝人。程之才听得连连点头，到这时就笑道：“我听过一个笑话：阎王生了病，叫判官去阳间请个大夫。判官问：‘怎么知道大夫的手段？’阎王说：‘看他门前死鬼，死鬼多是庸医，死鬼少是良医。’判官就去找。到了大夫门前，只见死鬼成群，找遍各处都是一样，忽见一家医馆，门前只两个鬼，觉得必是良医，急忙请回来，当夜就把阎王治死了。一问，这医馆中午才开业。”
程之才一个笑话说得众人都笑，连躲在房里的朝云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程之才在嘉祐寺一直呆到天黑，吃了顿简单的晚饭才走。第二天就在合江楼摆宴请苏轼过来饮酒。惠州知府詹范和判官傅广元都被请来作陪。到这时詹范才知道苏、程两家原来没有“旧怨”，程提刑到岭南第一个要关照的就是苏子瞻，想起自己刚刚把苏轼赶出合江楼，心里忐忑，怕苏学士当众提起。好在苏轼为人厚道，对这些事一个字也没提。
饮了几杯酒，程之才说起：“我曾祖父程仁霸曾任摄录参军，到地方上审问官司，遇到一个被判了死罪的贼，一问才知，此人家穷，到人家地里偷了几个萝卜，被主人发现，撕打之时用手中刀杀了主人，结果被判斩刑。我曾祖觉得案子有冤情，请求重审，想不到县尉贪功不肯改判，终于把人杀了。我曾祖气愤难平，向上司递札子说明此案，谁知案子还没审，县尉暴病而死，这事就罢了。后来过了三十年，忽有一天，曾祖睡觉时梦见早前冤死的那个贼跪在面前说：‘当年的案子已告到地府，县尉魂魄被拘，可阎王知道大人是个好官，不忍惊动，所以拖到今天案子还未审结。如今大人阳寿已尽，我来接大人去和县尉对质，等案件审清，大人可登仙籍，子孙也多富贵。’第二天，我曾祖更衣安睡而亡。后来程家果然富贵，此事传为佳话，都说善恶昭彰，报应不爽。”讲了这个故事就问苏轼，“子瞻大笔如橼，可否为我曾祖写一个故事？”
程之才请苏轼写文章称赞曾祖，是想彻底弥合两家的矛盾。因为苏轼的母亲是程之才的亲姑姑，苏程两家以文论亲，惠州官员就知道苏轼和程之才的交情了。
这篇文章苏轼当然要写，就在合江楼上写了一篇《外曾祖程公逸事》，程之才看后连连称谢，又当众问苏轼：“子瞻在惠州有何难处，都告诉我，让愚兄为你尽点儿力。”
昨天程之才已经拿这话问苏轼，如今当众又问，是说给惠州官员们听。苏轼早前对程之才一无所求，现在当着知府的面他却有了想法，忙说：“我在惠州一切都好，只是从嘉祐寺到惠州城要过东江，江上只有一架竹子浮桥，平时晃得厉害，让人害怕，大水一来桥就断了，长此下去不是办法，老兄能否解囊，为惠州百姓们把桥好生修一修？”
苏轼所求令人意外，程之才愣了一下才笑道：“身在‘惠’民之‘州’当然要做惠民之事！”扭头看着詹范，詹知府忙笑道：“夫子说的这道桥本官也早想修了，已经算过，造舟四十艘，每两船联成一舫，共二十舫，即可横贯江面。每舫以巨石为锭，两端以铁链为锁，固于江中，就不易坏。如今款项已在筹措。”
听詹知府这么说，程之才就问：“还差多少钱？”
其实詹范对东江浮桥根本就没上心，更没有什么“筹款”的事。现在程之才忽然问他，詹范只得胡乱应道：“还差七百贯。”
程之才当即点头：“架桥的事我出五百贯。”
有提刑大人一句话，惠州官员们哪个好意思做“铁公鸡”？傅判官忙说：“大人为惠州百姓尽心，我们做父母官的哪能落在人后？下官也出五十贯。”其他人也都凑趣儿，这个十贯那个二十贯，不大功夫把七百贯钱凑了出来。
詹范原本没想修桥，现在平白得了七百贯钱，稍加些就把事办了，于他是个大大的政绩，乐不可支，忙对程之才拱手道谢，又对苏轼说：“亏得夫子一句话，为惠州人造福不浅！”
东江上的浮桥就这么修成了，建成的新浮桥唤作“东新桥”，后来这座浮桥一直用了几十年，真让惠州人得了不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