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彻底打破了二战后美苏间脆弱的缓和态势。
这一行为立刻在苏联内部引发了各种连锁反应，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紧张感迅速渗透到各个领域。
因为齿轮案对外界民众恶劣的影响，内务部高层便直接宣布必须在今年11月份之前结案，如果还找不到凶手那就只能找个替死鬼了。
卡梅隆对此深表反对，可毕竟他只是个已经下岗了的刑警队长，所以并没有多大作用。
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更是被纳入严密监控范围，莫斯科科研中心的保密条例一夜之间更新了三版。
实验室的进出登记也变得格外严苛，连研究员们讨论技术问题时，都会下意识避开可能存在窃听装置的角落。
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无形的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往返试验场的奔波次数也变多了。
单程一天打底的路程，久而久之，他对交通工具的抗拒里，又多了层被时代氛围浸染的疲惫。
更有些时候他刚下火车就得赶往内务部。
每次拖着一身寒气回到科研中心，迎接他的除了实验室里因戒备而愈发沉闷的空气，便是斯图加特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
他们的交流甚至锐减到只剩下必要的工作指令。
苏试图缓和过气氛，在某次提交燃料配方时，顺带提了一句试验场的风如何凛冽，能把人吹得站不稳脚跟。
斯图加特只是接过文件，翻了两页，淡淡道：“知道了，下次让后勤多备些防风镜。”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波澜。
苏便也不再尝试。
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弹道计算中，试图用公式和数据填满那些因沉默而空出的间隙。
可他心中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斯图加特则和南他们悠闲地待在莫斯科科研中心里，少了苏的监管也确实是自由了些。
这份自由，让她得以更从容地处理一些“私事”——比如那份来自内务部的焦油检测样本。
检测人员是两个刚从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戴着厚厚的眼镜，对着仪器手足无措。
斯图加特走过去时，他们正对着一组混乱的读数发愁。
“这里的操作流程不对。”她的声音冷不丁响起，吓了两人一跳。
年轻人涨红了脸，唯唯诺诺地说想请她指导。
斯图加特只是瞥了他们一眼：“你们去把前几组的原始记录整理出来，我来重新校准仪器。这种精密设备，不是谁都能碰的。”
她刻意加重了“精密”二字，那两人也不敢有多质疑——毕竟能进到弹道导弹组不是天才就是神仙，于是便乖乖拿着记录本退了出去。
实验室里只剩下她一人时，斯图加特的动作顿了顿。
她看着那几个贴着标签的样本瓶，其中一个编号为“734”的瓶子，在灯光下泛着异样的光泽。
她拿起它，对着光看了看，然后不动声色地换了个位置，又在登记本上，将“734”轻轻划掉，改成了“743”。
一笔之差，足以让这份样本的分析结果，与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工业废料案件混淆在一起。
做完这一切，她才开始真正调试仪器，仿佛刚才的小动作从未发生。
而苏，在一次从试验场回来的间隙，终究还是去了尼尔斯的讲座。
地点在国立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里面挤满了学生和一些对哲学感兴趣的研究员。
尼尔斯站在讲台上，穿着熨帖的灰色西装，金丝眼镜后的眼睛里带着温和的笑意，正侃侃而谈。
他捧着一本泛黄的哲学手稿，讲起了克尔凯郭尔的“个体与绝对的悖论”——声音依旧温和，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扫过满场学生，偶尔落在后排的苏身上，像在确认什么。
“……符号的意义从不在于本身，而在于人赋予它的执念。”尼尔斯翻过一页手稿，指尖在“存在先于本质”几个字上停顿，“就像克尔凯郭尔说的，恐惧并非来自对象，而是来自人对对象的无限放大——我们今天谈论的‘意义’，或许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束缚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