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哲学思想(2 / 2)

良知不只是道德立场,也是心的本体,知的本体。孟子说:“人之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能就是本能,那是最大的能量,最大的本事。我们设计产品,要符合使用者的本能,他不用学习,不用读说明书,拿到就会用,这是良能。良知呢,生而知之,不虑而知,不思而得,是常识,是直觉,常识是最根本的智慧,直觉是最精准的判断。但学得多了,想得多了,反而把自觉蒙蔽了,真切简易的大道不走,在雾霾小道上上下求索,做出违背常识的事情。所以世儒把事情搞得复杂,是没有实实在在见到良知的能量。

伪学之害,胜心之罪

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卫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废,人心之因此而愈惑,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

时常有朋友拿一些畅销书的观点来问我,我都建议他们多读教材。要讨论营销理论,你就先把科特勒的4P熟读再吸收别的。对方会惊问:“4P不是已经过时了吗?”这就是唐·舒尔茨的可恨可耻之处,为了推销他的伪学,他总想胜过科特勒,甚至不惜蛊惑人心,误人子弟。教授尚且如此,以推销咨询产品为目的的咨询公司的书,就更是自私自利,他们利用人们求胜求速之心,从而掩盖正学的全貌,包装一步登天的窍门,销售“救命稻草”给迷途羔羊。所以真正的儒者,职责是为往圣继绝学,因为学问只有一个,它一直在那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去解读,不同的学生又各自学到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应用,这才是共明此学,各有所得。

君子的学问与自信

“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也不是不动心,只是用来鞭策自己,切磋砥砺。“所以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

王阳明在答友人的回信中说道,古代有一位楚人,去朋友家做客,他的仆人偷了朋友的鞋,他不知道。改天他让仆人去给他买鞋,仆人私吞了买鞋的钱,把那偷来的鞋给了他。又过了几日,这位朋友来访,看见自己的鞋正穿他脚上,于是愤激大骂:“那天你去,我的鞋就不见了,我就怀疑是你!今天一看,果然如此!我们绝交吧!”过了一年,真相大白,朋友登门道歉:“我应该了解你,应该知道你绝不可能偷我的鞋,但我没能做到,这是我的罪,请你原谅我,我们继续做朋友吧!”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误解你,别在意,别动心,一年后自有登门道歉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信”这个词,是不自信的人喊起来壮胆的,自信的人根本不使用这个词。今天才知道,其实自己还远远不够自信。

学问就是做事。论道,要就事论道

学生问:自来先儒都以学问思辨属思,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件事,先生为何说知行合一?王阳明答:所谓行,就是着实去做这件事;所谓学问呢?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带疑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如果说先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得个学问思辨的事?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盲目而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知和行的道理,本来如是,你只要“着实就身心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但“只从言语文义上去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糊涂”,这正是不能知行合一的弊病。

学问就是做事。所谓论道,必须就事论道。我们开会讨论问题,经常有人长篇大论说出一番道理来,却不涉及解决具体解决的方案,而以“具体细节可以再讨论”来搪塞。如果这样的发言,再激起会议中其他人的论道热情来,打比方,引经典,纷纷上马,这会议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各自做了才艺展示,思想交流,就那具体之事没有结论,没有行动方案。所以一切发言必须就事上说,因为决策那事的具体解决方案是我们的会议目的。另一个论道的毛病是,当听到别人说出一番道理来,不是就身心体履,这道理可不可行,对我有没有用,而是从言语文义上去挑剔,找人家毛病,另立一说来显示自己的大脑运动功能。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在犯的毛病。

读书之道,在于尽心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然你可能特见妙诣,有所收获,但“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良知能使人特别明白,所以我说“心之良知是谓圣”,你说“人之为学,求尽乎天而已”。这追求天人合一,就是二了。人是天地万物之心,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就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所以说“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

学习之病在于哪里呢?在于在乎学,而不在乎心。在乎自己掌握了一门“学问”,最好是自己的学问,而不在乎自己有什么新的。有了这个病,读书就不是用心观照,事上琢磨,而是寻章摘句立说,最好还能自立一说,这样虽然也有收获,如伏下“意必之见”。多了自己要捍卫的观点,就难免为这观点所束缚,遮蔽了自己的良知,失去了学习能力,自己还不知道,甚至反而认为自己最知道。所以儒家强调,学问只有一个,学问是天下之公,是公家的。孔子的学问也不是孔子的,孔子只是说出来而已。所以你要追求学问,但不要追求“我自己的学问”,我们可以立德立功立言,但立言不是为了搭上自己的商标,是为了与天下人“共明此学”,一起把这件事弄明白,偶有观点不同的,大多无非是角度不同,深浅不同。往往说的并不完全是一个事,大可相资为用,而不能自以为身怀绝学,胜心顿起,非要辩出个胜负来。哪怕对方的意见多么荒谬,他也提供给你了解别人看问题的角度。所以学习是为了自己,自己尽心,求自用,求放心,求自信。

君子之耻

二君必须预先约定,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能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

《中庸》谓“知耻近乎勇”,所谓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得人为耻,意气不能陵轧得人为耻,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为耻,殊不知此数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为耻,正是耻非其所当耻,而不知耻其所当耻也。可不大哀乎!

睡觉起来,翻开书就挨了先生几记闷棍,晓得了自己也是不知耻,无良知之人。先生之学,我等之药,何弃疗,莫停药。

学习五论

1.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一人为之,二人从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众焉,虽有易成之功,其克济者亦鲜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诲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

学习之道废,必是师友之道废。师友之论,曾国藩也很强调,学习进步,最重要的是择友交友。

2.学贵专。王阳明少时学棋,废寝忘食,一年而诎乡之人,三年国中无敌手。

<!--PAGE10-->学贵精。王阳明长大后好文词,字字而求,语语而究,研众史,覆百氏,希迹于宋唐,浸入于汉魏。

学贵正。中年之后而好圣贤之道,对年轻时好棋感到后悔,对好文感到惭愧。学棋是学,学文词是学,学道也是学,然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其他的,都是荆棘小路,不能克达。所以专于道才是专,精于道才是精。专于弈棋而不专于道,是沉溺。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是精僻,偏僻的僻。大道广大,文词技能从中而出,而如果从文词技能而入,则去道远也。所以非专不能精,非精不能明,非明不能诚。

文词和大道之论,在王夫之诗论中也是核心,最好的诗句是看见什么写什么,不思而得,而不是推敲在意自己的文词表现。比如“池塘生春草”,这是千古名句,如何改得一字?而“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你推敲他干什么?你看见他推了你就写推,敲了你就写敲,行不?

3.太史张常甫要归省,求王阳明赠言。

“工文词,多论说,广探极览以为博也,可以为学乎?”常甫曰:“知之。”“辩名物,考度数,释经正史以为密也,可以为学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辞气,言必信,动必果,谈说仁义以为行也,可以为学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专一其气,廓然而虚,湛然而定以为静也,可以为学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后能知之;后之君子惟无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

有所不知,然后能知。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能学习而知道。认为自己都知道,就是不学习,不知道的原因。所以以后什么事别人问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要好好想想自己到底知不知道。

4.学问往往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言益祥,道益诲,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

学习不是考古,考证是学习的大敌。究诘辞章,一句一句抠完了,还要把那字也拆开,揪出一通大智慧来,弄得学问大得不得了,闻者不明所以。殊不知那叫精僻,偏僻的僻。圣人之道,简易明白,考证越多,离题越远。

5.学问之道,自求心得。儒、杨、墨、老、释,咱们是儒家,但你也不要在辞章上说别家不是。夫杨、墨、老、释,人家也是学仁义,求性命,只是不得其道而偏焉,但人家也是心犹就求以自得也。若儒生只是记诵些圣人辞章,而不是求以自得,那还不如别人呢!

学习是耕耘,关键在种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是,你定了下什么种没有?郭善甫来跟先生学了一年,回家前请先生送几句话,王阳明说:君子求学,就像农夫耕田,既要有好种子,又要深耕易耨,除虫去草,时时灌溉,早作而夜思,只惦记那种那苗长得好不好,而后可以有望于秋。学习呢,立志就是种子,学问思辨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秋。志不端,就是种子不好,是杂草之种。志端,但功夫下得不够,则五谷不熟,还没有杂草长得好。我看你有心求好种,但又怀疑这种子到底好不好;我看你勤劳耕耨,但又纠结它长起来会不会还赶不上杂草。农夫春种而秋成,时也。从有志于学到三十而立,是由春入夏;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是由夏入秋。时间已经过了,种子还没定,不是大可惧之事吗?时间没了,如不是下超过别人百倍的功夫,不敢指望有所成,更何况还可能半途而废呢?不是大可哀吗?跟我的学生很多,开说也不少,但都不出“立志”二字。你这回去,我也不想说别的,望你无异于用力之方也。

<!--PAGE11-->我们常说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却忘了说一定要问种!种子不定,或种子太多,或看见新种就想播,或播下去的种又担心它不是最好,这都是学习的大忌。学海无涯而生有涯,时间过了还在彷徨犹疑到处乱学,不能扶持良种,一以贯之,就会一无所成。

学问之道,在于诚心以求

郑德夫问先生:“请问释与儒的区别在哪儿呢?”先生说:“你不要问释和儒的异同,求其是者而学就可以了。”又问:“那如何辨别是与非呢?”答:“你不要求谈论讲说哪些是哪些非,求诸心安的就是了。”问:“心知道孰是孰非吗?”先生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就像嘴巴知道甘苦,和美食家易牙一样,眼睛知道美丑,和视力最强的离娄一样,心知道是非,和圣人一样。心不诚呢,其心之于道,就不像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那么诚切。道之甘苦美丑,如果没有诚心去求,就只是谈味论色,又怎么能得到甘苦美丑之真呢?”

阳明先生所说学习之病,今天我们病得更重了。古人之病只在于谈论讲说,我们更被植入一种考试答题思维病毒,学习求答案,不求心得,求知道得多,不求知行合一。所以学问之道在于诚心以求,切身体会,不要讲说谈论自己没有切身体会的事。

规矩与方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不可以拿方圆当规矩。“执规矩以为方圆,则方圆不可胜用。舍规矩以为方圆,而遂以方圆为之规矩,则规矩之用息矣。”

规矩,就是认识规律、掌握方法、熟悉套路。方圆,就是规范,规矩的样式、范本、流程、要求。懂规矩很难,能执行规范也不容易。后学者还是要从规范开始,规范烂熟于心,才能慢慢体会到规矩。最糟糕的是,不尊重规范,不守规矩,自以为有能力有创造力。殊不知,不守规矩,就是违背规律。这样的态度,在今日中国比比皆是,修桥修路盖大楼赶工期,就是不守规矩,违背规律,轻者工地出事故死人,重者若干年后豆腐渣工程出事故死更多人。创意工作也一样,最重要的是规矩,只有按套路来,才有市场保障。很多人鄙视套路,认为创意不应该有套路,这是创意还没入门的表现。别说商业创意,就说艺术创作、时尚创意,你看梵高、毕加索、齐白石,哪个艺术家不是套路?套路要正,功力要深。创意拼的首先是套路正,然后才看谁功夫高,功力深。

不能屈下之病

君子之学,求以变化其气质焉尔,气质之难变者,以客气之为患,而不能以屈下于人,遂至于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粉饰自己的过失,增长自己的傲气,最终归于凶顽鄙倍。凡世之为子而不能孝,为弟而不能敬,为臣不能忠者,都是始于不能屈下,而客气之为患耳。如果能惟理是从,而不难于屈下,则客气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与于此!

<!--PAGE12-->不能屈下,是我们每个人的毛病,各种不服,各种争胜,随时冒泡。学习上也有不能屈下之病,人家把事已经说透了,非要另立一说以胜之。关注的不是如何咀嚼消化吸收对方的观点,而是马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都是阻碍我们进步的毛病。

沉默论之四伪八诚

沉默有四伪:愚、狡、诬、贼。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辩,冥然以自罔,谓之默之愚。以不言欺人者,谓之默之狡。怕人看出自己的长短,掩覆以为默,谓之默之诬。深为之情,厚为之貌,渊毒阱狠,自托于默以售其奸,谓之默之贼。这是默之四伪。沉默八诚呢,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不说出来,怕言过其实,做不到。所以知耻而后知默。孔子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因为要敏于行,所以沉默不语,所以不是为了默而默。又说“默而识之”,是必有所识,“默而成之”,是必有所成。所以善默者莫如颜子,“默然而日章”,是默之积也。“不言而信”,是默之道成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圣人如何与于此哉!这就是默之八诚。

我们总是泛泛然说沉默是金,却没有认真想过。王阳明把沉默之道说透了,每一条都能让人自省。

从我所好,从真我之所好

董萝石自号“从吾道人”。先生说:“萝石是真能从我所好的人。世之人从其名之好也,而竞以相高;从其利之好也,而贪以相取;从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诈以相欺,他们都自以为是从我所好,又岂知那‘我’是真我吗?我之所谓真我,是良知之我,父而慈,子而孝,是我良知之所好,不慈不孝我难受。言而忠信,行而笃敬,是我良知之所好,不忠信,不笃敬,我自己难受。名利物欲之好,是自私之好,天下所恶。良知之好,是真我之好,天下同好。所以从自私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这就是为物所役。从真我之好,则天下人皆好之,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所入而不自得,这才是真能从我所好。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他从我所好之始。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从我之化境了。”

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这就是因为所好不同,从私我之好者和从真我之好者,相互都不了解,以为对方不至于吧,其实双方在各自的方向上都非常至于。像我每天早起晨读写笔记,很多朋友说我有毅力,其实跟毅力没关系,从我所好而已,一天不读不写,浑身难受。

对老师的态度,不要怀着一颗纠错的心听课,若纠错成了收获,学习就没了收获。切忌“纠错型学习”和“纠错型会议讨论”

<!--PAGE13-->学习,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证诸先觉,是跟老师学。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舍,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辩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如果没有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惘易之章,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考证古训呢,就是读圣贤书。吾欲求天理而不得其方,所以才读书。则其履卷之余,真如饥之于食,求饱而已;病之于药,求愈而已;暗之于灯,求照而已;跛之于杖,求行而已,不能徒事记诵讲说,以资口耳之弊!

纠错型开会,危害更深。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那个待解决的问题,这是本质。开会的人则各有各的目的,主要是捍卫自己的正确,表现自己的思想,这是人性。会议就从解决问题的讨论,变成了各怀胜心的辩论,最后大家都在一句话上达成共识——“具体问题可以再讨论”。会议的目的,解决问题,变成了最不重要的,自己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会议变成了智力竞赛会、思想调情会。还有一病是有人来讲方案的时候,自己也不自信,讲完说:“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一个靶子来。”这一句话把会议给毁了,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提案者是带弓箭来,大家一起讨论解决问题,可出方案成了靶子,会议开得乱七八糟,对方案发表的任何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都能成为议题。特别是有的公司喜欢“集思广益”,邀请很多其他职能部门的人参会。这些人如果讨论问题怎么解决也是根本发不了言的,但要指出方案的“问题”,他就特别活跃,特别能启发人。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可怜的是那会后要承担解决问题的工作责任的人,每个人都带着表演的满足感离开会议室,他的问题却没得到明确决策指示,这就是纠错型会议之病。

随时问自己有何自得,而不是晓得了些“知识”,就能取之左右逢其源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世之学者,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探赜索隐,勤苦终身,却不是真正的深造于道,而是辞章而已,训诂而已,技艺而已,哪能得道而左右逢源呢?

所以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才是真正深造于道,大本立而达道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左右逢源。

随时问自己有何自得,而不是晓得了些“知识”,就能取之左右逢其源,须随时观照自得,知行合一。

<!--PAGE14-->学习讨论,只关注于学有所得,而不是要辩有所胜,才能进步

先儒之学,各人心得,有浅有深,论述自然各有异同。学者惟当反之于心,自己体会,而不必苟求其同,也不必故求其异,要在于求是而已。如果他的说法与你不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终有不同,那你也没有受他之害,但不当因此而对作者遂加非毁,那罪过就大了。

程先生说:“贤且学他是处,未须论他不是处。”此言最可以自警。见贤思齐焉,想想我能不能像他那样。见不贤而内自省,检查我有没有他那毛病。这样,就不会过分苛责他人,而自治严格。

议论好胜,亦是今日学者之大病。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是自足,傲然居之不疑。与之言论,别人话还没说完,他已满怀轻忽非笑之意,一脸不耐烦,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学习是为了体之于心,有益于道。如果标立门户,自以为有学问,那罪就大了。

要得心,不要胜心。胜心是学习之大病,大敌,而得心则是特效药。学习讨论,只关注于学有所得,而不是要辩有所胜,才能进步。读书也有胜心之病,读到自认为人家写得不对的地方,就扬扬自得,高谈阔论。这不是真有所得,是胜心作怪。读书如果得一堆别人的不是处,那就一无所得。

喜新厌旧,是学习之大病

圣贤之学,坦如大路。你只要入对了门,循序渐进,随着各人的天分和努力,皆有所至。后学厌常喜异,流于空虚,追逐新奇之论,就入了断蹊曲径,用力愈劳,去道愈远。

厌常喜异,喜新厌旧,是学习之大病。老是问有什么新东西,新知识,求新若渴,好像旧东西旧知识他都掌握了似的。先生说,圣人因为不知,所以能知。你认为自己都知,不去反复学习,就没机会真知。温故而知新,唯有温故能知新。

去除傲的快感,享受谦的温柔

一个傲字,便结果了一生。

人身上的毛病,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都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己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悌;为臣而傲,必不能忠。舜的弟弟象和尧的儿子丹朱,其不仁不肖,都只是一个傲字,便结果了一生。做个罪大恶极的人,更无解救得处。

为学先要除此傲的病根,才有地步可进。傲的反面是谦,谦就是对症之药。非但是外貌卑逊,须得中心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的不是,真能虚己受人。所以为子而谦,斯能孝;为弟而谦,斯能悌;为臣而谦,斯能忠。尧舜之圣,只是谦到至诚处。

去除傲的快感,享受谦的温柔。

时时不忘大是大非之心,则大本立而达道行

良知,就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学就有,不思而得者,谁人没有良知呢?只是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从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PAGE15-->这个良知,就是天下之大本,致良知而行,就是天下之达道。致良知,则天地以位,万物以育,将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万事依良知而行,时时不忘大是大非之心,则大本立而达道行。

老生常谈,便是真章程

王阳明陈言边务疏:臣所陈奏的,并无奇特出人之处,都是兵家常谈,今之为将者之所共见。但今边关将帅,虽然都知道,却不那么去做,视为老生常谈,漫不加省。事情败坏下去,则委之为无可奈何没办法;什么事有麻烦有困难,则因循苟且。是以玩习弛废,一至于此。所以陛下万万不可把我这些老生常谈视为虚文。

老生常谈,老生为什么常谈?因为一代代传下来最久经考验的道理,就成了老生嘴上的常谈。我们为什么总是对老生常谈漫不经心,不认真吸取自省照做?三个原因,一是那老生并不被我们所尊重,他对这些常说也是鹦鹉学舌,说不透;二是老生常谈的东西,其道理实在平淡无奇,要做都非一日之功,让人觉得这谁不知道,这些我要是都做了还用你说什么?三就是贪巧求速的病根了,总想要个绝招,一蹴而就,那么卖绝招的江湖骗子就上门来了。

凡战胜者,都胜在先着,胜在过去的伏笔,胜在积累

王阳明评点《孙子兵法》:兵贵拙速,要非临战而能速胜也,须知有个先着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是也。

“拙速”二字大妙。世人都想“巧速”,先生却道“拙速”,曾国藩亦有“不疾而速”之言。凡战胜者,都胜在先着,胜在过去的伏笔,胜在积累,胜在未战之前也!

读书的“宪法”是居敬持志,循序致精

王阳明三十七岁那年,觉得自己辞意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没遇到,心里很惶惑。一日读到朱熹上宋光宗书:“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才醒悟自己之前探讨虽博,却没有循序以致精,亦无所得。

居敬,读书要有敬心,要敬那书,敬那写书的人。咱们既然读人家的书,就要敬人家把那书写出来给我们读,汲取对我们有益的,不可“纠错型读书”,自己一个人读书,心里也要跟那作者较个高低,把发现人家“不对”“不行”的地方当“胜利果实”,与人讲说时炫耀这些“战利品”,这都是我们读书的大病。

持志。读书必先立志,为这志向而读书,为这志向而选择要读的书。读书的关键不仅在于读什么书,更在于不读什么书。我们幼时受教育“学海无涯苦作舟”,要读的书浩如烟海,要苦读啊!殊不知这学海无涯是庄子的话,原意是说学海无涯,人生有涯,以有涯之人生,投入无涯之学海,不是很可笑吗?所以我们的学海一定要有涯,这个涯,这个边界,就是我们的志向,我们的目标。不可见人“学问大”,就跟着去学,徒事广博,一艺不精,那就真是读书无用了。

<!--PAGE16-->循序。有志向必有计划,有边界必有次序,不可乱了次序。先立本后求新。如商学阅读,必先读通教材,再读畅销书,否则基础不全,楼不稳,盖不高。

致精。循序,渐进,而致精。读书有序有计划,必每天坚持,不可今天没事多读一点,明天出差放一放。曾国藩说读书二要,一是每日读书不在多,在于手不释卷,无日不读。二是一本未读完,不翻下一本,这才读得踏实,收获扎实,才能在积累中得以致精。

只与自己争成色,莫跟他人争斤两,兼谈那个著名的企业家赌局

故事是这样的:

弟子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但是想伯夷、伊尹两人,与孔子相比,他们的才力始终是有差距,为什么他们能跟孔子同列为圣人呢?”

王阳明回答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是他的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就像精金之所以为精,是因为他成色足,没有铜铅之杂质。人到纯乎天理就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圣人的才力大小不同,就像金子的分量不同。尧舜可能万镒(yì,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文王、孔子相当于九千镒,舜、汤相当于八千镒,伯夷、伊尹相当于四五千镒。

“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所以都是圣人。就像金子分量虽然不同,但都是足色精金。把五千镒精金放到一万镒精金当中,其足色相同,所以把伯夷、伊尹与尧、孔子并列,其纯乎天理相同。

“精金在于足色,不在于分量。所以为圣者在于纯乎天理,不在于才力。凡人肯学习肯上进,也可为圣人,就像一两精金,和万镒精金比,分量虽然悬殊,但足色可以无愧。

“最怕就是不锻炼自己的成色,成天想去跟人比斤两,弄到一万镒,全是破铜烂铁,又有何用?

“所以我们用功只求日渐,不求日增。减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这是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

我们经营,人欲便是增长欲,天理便是使命感。少找一些增长机会,多聚焦于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使命,则每减一分,则增得一分。这不就是专注坚持,不疾而速吗?

只与自己争成色,莫跟他人争斤两。而我们的毛病,往往是盯着别人的斤两,而不是每日照镜子看自己成色。

故事还没结束。

弟子德章问:“先生以精金比喻圣人,以分两比喻圣人的分量,以锻炼比喻学者功夫,最为深切。但我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尧舜是一万镒,孔子是九千镒呢?”

王阳明回答:“你还替圣人争斤两啊?这又是在躯壳上起念,不关注本质。如果不去在这躯壳上起念,则尧舜的一万镒你也不觉得多,孔子九千镒你也不觉得少。尧舜的万镒也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是尧舜的,没有彼此,都是人间之圣。

<!--PAGE17-->“只论精,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如果要比力量气魄,怎么能相同呢?后儒只在分两上计较,所以流入功利。若去除了比较分两的心,个人尽着自己的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有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这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

善哉!圣人之言!醍醐灌顶,令人汗流浃背。

我想起那个著名的企业家赌局,一个赌五年内你的营业额不可能超过我,一个赌五年内我的营业额肯定超过你。围观的同志们看着,又不知道多少人暗暗发誓:我要超过你们俩的总和。

五年之后,那赌赢的,自然快意;赌输的,难免自辱。

如消费者何?如社会何?如自己何?如天理何?

两个都是中国最优秀的足金企业,为何要给社会示范一个斤两比拼呢?眼睛要盯着自己,盯着顾客,盯着社会,盯着自己的使命,何必吃了秤砣,铁一颗“胜心”,想在斤两上胜过别人,不能说这不是发奋的动力,但也往往是我们焦虑愤懑的源泉。

“存天理,灭人欲。”存服务社会的使命天理,灭斤两攀比的胜心人欲,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的用户服务好,把自己的社会使命担当好,则如王阳明教导:“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这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

攀比斤两,输了也就罢了。若为了斤两上胜出,增加出一大堆破铜烂铁来,失了精金足色,那才是真正灾难呢!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就活在他人想象之外

“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怎么能只看重下功夫,不看重效验呢?因为心中有志向,有使命,有信念,就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就活在他人想象之外。凡人只问那学问有没有用,却没有志向,问自己拿什么给社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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