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攽这几句硬话把王安石气得脸色铁青，手指着刘攽说不出话来。
见刘攽公开发难，苏轼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对王安石拱拱手：“下官心里有个想法，多日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既然大人以为国事要紧，宴席上也该多谈政事，下官就问大人一句：‘青苗法’自推行以来效果究竟如何？”
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王安石虽然被刘攽的胡言乱语惹急了，倒还能自制。现在苏轼直截了当来质问他，王安石立刻把前面的事放下，心气也平静下来了：“‘青苗法’效仿周公‘泉府’旧制，每年春耕时由国家发放贷款给贫户，让他们购买农具种籽，秋天有了收成归还本息，其余都归农户所有，推行以来百姓欢悦，国家也增加一笔收入，皆大欢喜。”
所谓“泉府”是周朝设置的隶属于大司徒的衙门，主要掌管税收，兼管向百姓放贷以收取利息，同时也收购市场上富余滞销的货物，待机售卖。王安石早前向神宗皇帝提议：变法应该遵循“尧舜之制”，这话说得空泛了些，实际操作的时候，“青苗法”、“市易法”等具体法令皆有脱胎于周朝“泉府”制度的迹象。但周朝礼制失传已久，后人只知衙门名称，并不知道“泉府”如何运作，王安石假托“泉府”制度搞出的“青苗法”只有其名，并无其实。何况周朝的东西搬到宋朝来用，只怕早已过时了。
听王安石把话说得轻巧，苏轼立刻追问：“介甫以为果真皆大欢喜吗？”
王安石早知苏轼有此一问，也不与他争，只淡淡地说：“子瞻有话不妨直说。”
苏轼本就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就算王安石不问，他也要把话都说出来：“下官听说自从‘青苗法’推出以来百姓深受荼毒，民间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乃是官府所放的青苗贷款利息甚高，每放出十贯钱，到秋天连本带息要收回十二贯，这么高的利息让百姓如何承受？”
王安石嘴里“嗯”了一声：“我当子瞻抱怨什么，原来是这件事。放贷取息，古来如此，至于两分利息并不算高，那些没心肝的富户放贷时四分息、五分息也多得是，如今官府放出‘青苗贷’，取息比民间借贷便宜，有官府在这里管着，富户就不敢讹诈百姓，于是百姓们少担了利息，官府也多了一份收益，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王安石说的是理想化的“道理”，却不是乡下的实际情况。苏轼立刻反驳道：“百姓人家有富有穷，对于青苗贷款有愿意借的，有不愿借的。那些富户也许心狠，可是百姓不找他们借钱，这些人也没有强行借贷的道理。官府则不同，为了收取利息，不问百姓想不想贷款，只管把‘青苗钱’放出去，春天的时候百姓不想用钱也不行，到秋天还不起贷款也要还！不能还钱的，官府有棍棒皮鞭伺候，更有拆屋夺田的本事！如今田税已经很重，地方官还要私收农具、牛皮、盐钱、面钱、鞋钱之类，苛捐杂税多至十几种，百姓早已穷极了，又加一笔‘青苗钱’，春天强借，秋天逼债，这不是把人逼死了吗？”
苏学士的话一说出来，在座的官员纷纷交头接耳。王安石不急不慌，稳稳笑道：“子瞻这话不对，立‘青苗法’时早有规定，百姓用钱，官府放贷；百姓不用钱，官府不放贷，岂有强行放贷之理？”
王安石说得仍然是个“理论”，不是“实际”。苏轼忍不住冷笑一声：“介甫这话才真正不对！你到乡下看看，凡推行《青苗法》的地方，哪个府哪个县不是强摊恶收？”
地方官对百姓强行放贷的事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偏偏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却不承认：“子瞻说的是贪官污吏，这些人能有多少？天下的知府、县令多数都是好官，自然不会害民。”
王安石这话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苏轼立刻抓住其中破绽：“既然介甫也说‘县令是好官，就不会害民。’请问介甫，要办成‘变法’这件大事，应该先澄清吏治还是先推行法令？”
——推行法令易，澄清吏治难！现在苏轼问得是：变法应该先难后易还是先易后难？
“熙丰变法”的一大漏洞就在于急功近利，先易后难……
到这时王安石已渐渐被苏子瞻问住，犹豫了一阵子才说：“整顿吏治是长期的事，其中又有无数繁难，岂能一蹴而就？但国家积弱已久，再不变法情况只会更坏，所以应当先行变法，以求速效。”
“下官却以为变法之时应该急抓吏治，缓立新法！吏治不能澄清，地方官都是贪婪残暴的恶棍，再好的法令推行下去也成了害民的酷法苛政，如此搞法，变法怎能成功？”
苏轼越说越激动，王安石是个暴脾气的拗相公，声音也越提越高：“地方官是朝廷考核选拔出来的，都读过圣贤书，怎么会变成恶人？”
“朝廷不顾民情，只顾聚敛钱财，种种任务派给下属，完成的升赏，完不成的罢免，那些坏官为了完成朝廷派下的任务，对百姓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反而得赏的是他们，好官们体恤百姓，就完不成任务，结果罢掉的是好官。这样搞下去，好官尽罢，恶官横行，国将不国，还谈什么变法？”
见王安石答不上话来，苏轼用手指头敲头桌子高声道：“也许在介甫看来忠厚之人近于迂腐，老成之法如同愚钝，只有严刑酷法才能收到速效，可自古以来，凡忠厚老成以养民的皆成盛世，那些虐害百姓的恶政酷法只能祸国殃民！商鞅用苛法治理秦国，桑弘羊用权术辅佐汉武帝，表面看似有效，长远来看都是破国亡家之术！这些败类后人只把他们看作蛆蝇粪秽，说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介甫为国执政，岂能效仿此等败类？”
苏学士这话直戳到王安石的心口上，忍不住跳起身来指着苏轼的鼻子吼道：“我推行‘青苗法’依的是周公成法，怎么成了恶政！”
苏轼毫不退缩，也厉声叫道：“青苗之法盘剥百姓，如同高利贷一样，难道还不是害民恶政！”
眼看王安石和苏轼争得面红耳赤，话也越说越重，宴席上的官员都慌了神儿，刘攽和范镇上前拉着苏轼就走，曾布、吕嘉问二人也跑过去安抚王安石，一场酒席不欢而散。
苏轼、刘攽在酒宴上痛责王安石，所说得话句句在理！
变法的关键不在于法条，而在于执行——不是说法条不重要，而是执行更重要！因为制订一批好的法条比较容易，把这些“好的法条”贯彻到底，从最基层处执行到位！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变法不能急，稳扎稳打是关键，实是求是是关键，急功近利、文过饰非很容易坏事。
最糟的是：上层的急功近利往往引发基层的文过饰非；一旦底下的人文过饰非，上层人物又会因为看不到具体问题而更加急功近利。大宋第一真君子、第一实干家、第一“拗相公”王安石，就吃了这个亏。
话说回来，苏轼、刘攽当众批驳王安石，是否说明这两位学士比王安石高明呢？
谈不上。
苏夫子、刘学士只是围观的“高士”，嘴头儿上的“英雄”，让他们针砭时弊指摘错漏，个个口若悬河，句句说到痛处。让这两位夫子接替王安石来变这个法？差远了！
差远了……
要说政事上的能力，不但苏夫子，就把大宋朝廷千名臣子、百位忠良都算上，没有一个人强过王安石。这场变法不顺利，不是因为“拗相公”本事不济，而是因为朝政的“内幕”太深。所以苏夫子骂王安石并不说明他强过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不顺利，也丝毫不会损害他的清誉，后人提起“拗相公”，还是要竖起大拇指赞他一声“正人君子”。
十个骂人的君子，比不得一位做事的君子，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儿。可这种道理有时候没得讲。就像苏夫子，在酒席上和王安石的一顿争吵成就了他“刚直勇毅”的名声，那些以前只知道苏诗苏文的人，如今都佩服这位学士的勇气。可以说苏夫子是一“骂”成名。
从这天起，苏轼这个“旧臣首脑智囊”的虚名儿算是彻底坐实了。